08月5日, 2011 1,169 次浏览
有一个大型火电厂要在宁夏黄河岸边建设，筹建部门到黄河水利委员会要求水资源使用配额，但是配额已经用尽。火电厂发电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用于冷却和锅炉补充水，没有水就意味着电厂将不能建设，但是全国性的电力紧缺又在急等着新电源的投入，怎么办？黄委会提出了一个交易建议，由电厂投资修缮上游农业灌渠系统，减少那里的水资源浪费，将节约的水资源量供应新建电厂。结果电厂出资重新修整了灌区系统，节约的水量大大超过了电厂的需求，不仅可以供应下游更多的城市用水，而且可以用于恢复生态平衡。这就是水利部正在启动着一个全新的交易机制——水权交易。这一新型资源交易模式的设计师，水利部汪恕诚部长依靠市场化的交易机制，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开启了一道新的大门。
“可持续发展”是市场化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全球进入了“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为了最终战胜对方，都在全力进行现代化工业建设和军备竞赛。从战场上回来的大批军人以高度的，毫无保留的执行力推动了国家管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无论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管制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社会主义的东方阵营，管制社会主义——国际计划经济体制都成为发展的主导方向。
管制经济的特点就是国有企业和那些执行国家意图的非国有企业，在中央政府目标下不惜代价的快速发展。为了实现不断扩大的规模化生产，自然而然地将市场垄断异化为发展的目标。这些企业在疾速膨胀，社会代价也在疾速增加，战胜“强大的敌人”的激情使一切发展代价和道德扭曲被视而不见。然而，退伍军人的执行力也会“老化”和“疲惫”，一边是发展代价的包袱越来越大，资源压力、环境污染日益增加；另一边是庞大的国有和垄断企业效率低下、欺行霸市、操纵政府和不断侵害公众利益。
然而，一场在“主战线”以外的局部战争，却打破的最后的脆弱平衡。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苏联支持下的阿拉伯联军发动了以色列的进攻，为打击以色列以及支持它的西方阵营，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当年12月宣布收回原油标价权，并将其基准原油价格飙生了2倍多，触发了二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所有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力增长都明显放慢。在那些国家中，公共事业公司的大型燃油发电厂和热力厂无油发电和无热可供，石油公司的加油站无油可加，大量的公司倒闭造成巨大的失业压力，被垄断企业操控的政府面对危机束手无策。而苏联在东西方分界线上跃跃欲试的数百万机械化军队和数以万计的坦克、飞机、核弹头使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根本无法抽身进行军事干预。
慌了神儿的西方人不得不在没有能源电力供应的黑夜中，守住蜡烛冥思苦想，邱吉尔的一句明言再次震撼了他们的心灵：解决能源问题只有靠多元化。这里不仅包括能源来源的多元化、能源资源的多元化、能源利用方式的多元化，更重要的是解决能源问题参与者的多元化，调动全社会更多的阶层、企业和民众来参与解决能源问题。如何调动？痛定思痛，唯有开启市场经济的改革大门。
能源危机之后，整个世界陷入了市场化改革的潮流之中，放松管制，限制垄断，对大型公共事业公司解体并实行民营化，鼓励市场竞争。全社会的积极参与不仅有效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增加了能源供应渠道，保障了能源供应的基本稳定；而且市场经济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社会进步的进程，使资本主义国家避免了应验马克思的预言，没有走向帝国主义的端极，也使人类避免了世界大战和“核末日”的降临；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在共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面前，道德水准、参与意识、合作心态和行为能力都得到空前的进步和提高。
今天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是中国殊途同归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结果。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最终必将调动社会的多元力量来参与解决中国和全人类共同发展的问题，特别实在全球化的今天，可持续发展一定会成为我们与世界共同面对的主题。
只有坚持市场化改革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汪恕诚部长在中央电视台“大讲堂”上认为，解决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键是建立有效的“交易机制”，让利益当事人直接进行交易和参与对交易的监管。
甘肃的张掖是水利部水权交易的试点，地方政府发挥了极大的创造性，他们将水权量化后变成“水票”分配给农民。农民用多少交多少水票，不够了要花钱从别人手里买，省下来的水地方政府高价回购，资源交易成为了一个新的市场。因为节省下的水可以直接卖钱，农民们更有积极性种植节水作物，积极修缮供水设施，互相监督用水情况，不仅形成了新的交易机制，也形成了新的道德规范，使节约资源也成为一种新的赢利模式。
建立资源交易机制是我们解决发展不均衡和资源不均衡的最佳解决方法，也是唯一可以持续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这一交易可能将“不发展”——保持生态环境、改善生态环境、优化生态环境通过交易也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使影响生态环境、消耗自然资源的人类行为付出必要的代价，使维持生态环境、减少资源浪费的人类行为获得更多补偿。当人们可以从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中获得更多的真金白银，它就会成为一种普遍的内在动力，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就会变得货真价实。
中国的文明被历史学家规范为亚细亚文明，所谓“亚细亚文明”与其他文明最大的区别在于这一文明建筑在“治水和灌溉”之上，而不是“靠天吃饭”。中国的自然环境非常特别，降雨与水资源的自然配置在时间和地域上极为不均衡。由于季风性气候，雨季集中在夏秋，要么干旱，要么水涝。为了应对这种恶劣的气候环境，中华文明必须进行治水，必须建立中央集权，所以大禹治水中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权。无论你是汉族，还是蒙古族、满族，只要你想统治这片土地，就不得不面对治水，换句话说，如果你无力治水，就别想统治这个国家。那么今天，如若我们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解决治水的问题，那么我们还有什么问题不可以通过建立一个不断完善的良性市场机制来加以解决的呢？
城市化和工业化需要占用大量土地，限制使用土地是不现实的，靠堵截难以奏效。中国人均只有1.41亩耕地，不自己保障粮食安全问题，一旦发生全球性极端气候影响问题将非常严重，所以任凭耕地减少将是不能容忍的。怎么办？美国加州和以色列的农业是建筑在沙漠中和先进节水灌溉技术上，中国是全球沙漠化最严峻的国家，也是沙漠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如果我们开通一种交易机制，企业占用一亩粮田，投资给沙漠治理企业建设10亩拥有先进滴灌技术的沙漠种植基地，我们的良田非但不会减少，而且沙漠化也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污染排放空间也可以作为一种资源进行交易，我们可以把国土允许的排放空间分配给每一个公民，根据各地排放量收取相应的排放税，并附在相关的能源费用中。多排的多交钱，少排放的少纳税，不排放的不仅不纳税，而且还应该得到补偿。当这种补偿足以弥补限制排放地区人们的利益时，人们就会通过努力维持生态平衡来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
对于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的必需品也应该实现配额交易机制和阶梯价格机制。电力和自来水都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必需品，既要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利益，也需要维持社会利益的均衡，只要依靠市场化的定价机制来进行必要约束。为此，许多城市已经采取了阶梯水价，根据每一个家庭的人均用水量实现阶梯计价机制，用水量越多价格越高，从而控制每一个家庭对水资源的消耗，促进民众采用节水产品。浙江已经尝试了阶梯电价，一个家庭的用电量构成3个不同的台阶，根据不同价格等级的电力消耗，缴纳不同的电费，越多越贵。保障了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用电，同时对高收入消耗能源量大的家庭增加了环境资源补偿。你用电多，说明你消耗的资源多，造成的污染也多，超过人均基本用电量，应该购买更加清洁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更低的电，而这些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价格更高，所以就必须多支付电费。
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此，如果这些多支付的电价都成为电网公司的额外收益，买了奥迪，盖了高楼，而没有传递给从事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那就不能算是建立了市场机制。因为市场需要利益相关者进行交易并监督交易的过程，电网企业不是利益的直接“相关者”。只有真正将增加的电费支付给保护环境的清洁能源发电企业用于再生产，这种绿色交易机制的建立才能真正推动可持续发展。
今年上半年GDP能耗非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继续攀升，中央制定的GDP单位能耗下降4％的目标难以实现。尽管各地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依靠行政干预来彻底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是难以想象的。全世界的成功经验都是最终依赖于建立有效的市场化交易机制，中国不可能另辟捷径。事实已经表明，依靠行政命令来降低能耗，不是徒劳的，就是自欺欺人。中国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改革，建立有效的交易机制将是唯一的正确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