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月28日, 2011 1,066 次浏览
过去的五年，在人们的记忆中，煤荒、电荒、油荒、气荒、矿难、污染事件、大堵车、轮番涨价……，无休无止地困扰着我们的神经，向一道道魔咒陷中国的能源和环境于泥潭，很多矛盾长期无法解决，问题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政府主管部门和央企的领导们向一群心力交瘁的“泥瓦匠”，夜以继日地奔忙于应对危机的手忙脚乱之中，不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就是“拆了西墙补东墙”，年复一年。每一个年关，大家都希望明年或许能够终结这些 “轮回”，但每一次我们又得不得不为应付眼前的危机周而复始地“拆墙补墙”……
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认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邓小平同志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历史正在考验我们面对再一次“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勇气。
方式难转 结构难调
吴敬琏先生说，1987年中央就意识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问题，认识到中国的资源、环境难以维持如此众多的人口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七五”规划指出：“不改革，就没有今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追求过高的建设速度，经济生活各方面都绷得很紧，改革就难以顺利进行。为了给改革创造好的经济环境，我们一定不能片面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脱离国力盲目扩大建设规模；“八五”规划要求“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合理优化，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九五”规划中明确了“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发展后劲”。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向结构优化要效益，向规模经济要效益，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
“十五”规划将“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告诫全党：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发展的时候。按原有结构和粗放增长方式发展经济，不仅产品没有市场，资源、环境也难以承受；“十一五”规划提出，贯彻科学发展观，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为主线。现在，我们在制定“十二五”规划，重点依然是“改变增长模式，调整经济结构”。十七大五中全会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但是， 28年过去了，中国的能源结构矛盾越来越突出，能源弹性系数和单位GDP能耗持续飙升，已成为压在全党、全国人民心头的一块巨石，成为悬在中国国运当头的达魔克利斯剑。从1978年到1987年的十年间，中国平均能源弹性系数只有0.432，以4.84%的平均能耗增长率维持了9.73%的平均GDP增长率；到2000年至2009年，平均能源弹性系数增至0.886，支撑9.6%的平均GDP增长率，竟要8.9%的平均能耗增长率维持。
为了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中国在五年间先后炸掉7006万千瓦“小火电”，10672吨“小炼铁”，6638吨“小炼钢”和2.6亿吨“小水泥”。但能源消耗仍在直线上升，相应的温室气体和污染也难以减排，2010年终为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各地不得不靠“拉闸限电”。既便如此，占中国一次能源70%的煤炭仅2010年11月份，主要港口发运煤炭4964万吨，同比增长32.2%，其中供国内4850万吨，同比增加了1279万吨，增长了35.8%。11月煤炭进口1388万吨，同比增长9.72%；占一次能源18%的石油2010年1至10月，进口同比增长了19.5%，而2010年的GDP预期仅能增长9.9%。可见我们的努力未能获得预期效果，问题仍在愈演愈烈。
改革停滞 开放迟疑
当年，中国加入WTO，所要开放的产业凤鸣鹤唳，大家惶惶不可终日，都怕外国竞争者一旦涌入自己会第一个倒下。但结果，他们非但没有倒下，反而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奋起直追，反使国际竞争对手陷入了惶恐。汽车行业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国和市场，还出现了吉利、奇瑞、比亚迪等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和自主技术的新企业。彩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等产业再也没有因“荒”而慌，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长足进展，市场扩展到了全世界。
反倒是我们担心影响国计民生而不同意开放的行业，尤其是能源行业，都成了直接威胁到国计民生的短缺行业。当初担心外资和民营企业进入这些行业“不安全”，结果现在“断油”、“断气”、“断煤”、“断电”……，已经演变成为每年定期的固定轮回程序。我们实在想象不出，有什么比中断能源供应更不安全的？
2010年6月，我在《中国石油石化》杂志上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振华石油控股公司”获得“直接进口，自己支配”的“原油进口权”一事发表了题为《多元化——中国能源安全的正途》的文章，提出应进一步向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公司以外的国企和民企开放石油天然气市场。此观点一出即招致来自两大公司资深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一旦放开市场就会重蹈“铁矿石”和“小煤窑”的覆辙。
铁矿石问题与石油的情况完全不同，力拓和必和必拓利用澳大利亚的法律庇护藏在墨尔本大行垄断之道。在中国崛起之前，全球钢铁行业处于夕阳西下，使他们有能力实现了对市场的控制。也是因为我们国内将节能减排简单化，只考核吨钢煤耗，不考核综合能耗，导致企业不得不大量使用高纯度的进口铁矿砂，让两拓钻了空子。而石油是非常多元化的市场，而且全球主要的石油资源是控制在各国的主权石油公司手中。全世界200多个国家，靠两三个央企也跑不过来，为什么不能发动更多的中国企业，利用他们的各自优势，允许他们利用国内的市场资源参与经营和竞争。中石油和中石化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了，他们如此庞大还担心中小企业的竞争？何况，中国老百姓将资源都给了两大公司，政府还要帮助他们从国外拿石油资源，但是到头来我们还是按照国际市场优质原油的最高现货价从他们手中买油，消费者没有得到太多好处，为什么还非要两大公司垄断不可。垄断也使两大公司成为众矢之的，公司不向公司，一会扮企业，一会扮政府；一会当“长子”，一会又逼着他们当“黄继光”。
中国的能源环境问题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各种矛盾层出不穷，矛盾之间相互作用，越来越趋向激化。不仅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能源价格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资源枯竭问题没有解决之道，现在还新添了来自“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道义压力，楚歌四起。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也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同时还是全球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一边是高耗能、高污染项目泛滥成灾，一边又是能源短缺、价格飙升、拉闸限电、断气断油，敢问路在何方?
问题积蓄到今天，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在能源行业的“改革开放”上迟疑不决，受制于垄断既得利益集团，受制于民粹主义，即下不了决心，更谈不上勇气。
下定决心 坚持改革
西方国家在60年代，70年代初，也曾经面临与今天的中国类似的能源、环境、资源困境。丹尼斯•米都斯博士曾经撰写过一本著名的著作——《增长的极限》，警告当时的西方世界应该关注发展和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此后，在同期的经济危机和73年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开始了一轮从管制的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市场经济的重大变革。正是这种多元化竞争主体的市场经济格局，调动了全社会的积极性，通过竞争提高了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使许多国家在能源消费总量有限增加或不增加的前提下，保持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遏制寡头，肢解垄断企业，对国有企业民营化，实现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建立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正是这一轮的改革，使西方社会维持了近30年的繁荣和发展，也带动了全世界的发展。而这次改革的本质，是从政府和寡头占据经济“制高点”配置资源，转向由市场来优化配置资源，充分发挥无形之手的作用。而此次金融危机也恰恰是因为华尔街的金融资本过度膨胀，放任他们利用手中巨额的金融资本操控市场，破坏了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机制。走出危机的途径，也只有通过市场，鼓励更多的竞争主体参与竞争，逐步恢复市场的自组织机制。
改革促进了西方国家一次能源结构的战略大调整，各国开始更多地利用价格更加昂贵，但使用更加灵活、高效和清洁的天然气。昂贵的天然气使企业不得不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企业开始更多地使用分布式的热电（冷）联产，这就打破了电网的独家垄断。由于科学合理地利用了天然气，使企业不仅能够承受较贵的燃料成本，同时还大大增加了市场需求。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和较强的技术创新性，大企业难以胜任，国有企业更是难当重任。为满足天然气供应，必须鼓励更多的投资进入，政府不得不转变态度支持中小企业的参与，通过开放市场，鼓励竞争来完成能源结构的调整，并通过能源结构的改变促进了这个经济结构的转变。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能源结构变更和能源技术的进步下，推动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今天的中国同样面临能源结构的战略调整，“十二五”规划中最大的亮点是将煤炭从“十一五”占一次能源的70%，压低到63%；而天然气要从目前的4%，提升到8.3%。这是一个艰巨的认为，昂贵的天然气在利用上直接要求国家电网必须支持分布式能源的并网运行，保证气源供应直接要求国家必须开放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和输送市场，国家面临着考验，央企面临着考验，能不能走好这一步，直接关系到中国能不能完成“科学发展，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既定战略目标。
中国如此大的一个国家，如此规模的一个市场化，如此众多的民众，靠政府和一个电网、两大石油来配置市场资源是不可能实现优化的。解决中国的能源、环境和资源矛盾的根本办法还是要调动更多的积极性，依靠群众才可能打赢这场“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硬仗，现在是中国必须下决心的时刻了。毛主席曾说过：“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