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 新能源合作化

新型城镇化

        百度百科对于“新型城镇化”是这样解释的：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与人们日常生活中单纯从字面理解的意思不同，城镇化，就是指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关系到大至都市，小到农户的产销、合作、互动、和谐的新型社会关系。

        新型城镇化中强调的一个关键是“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是说，我们进行城镇化的核心不是简简单单将几亿农民搬进城市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完善城镇的基础设施，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使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该进城的进城，该出城的出城，让人民无论生活的大城市、小城市、城镇或乡村，生活品质没有太大区分，享受的公共服务没有太大差别，收入水平也没有太大悬殊。

        在发达国家，你是不是农民不在于你住在哪里，而在于你从事的工作及主要收入来源。很多人居住在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没有交通堵塞的乡村，但是，他们并不是农民，所从事的工作和收入的来源都与农业毫无关系。他们之所以居住在乡村，正是因为乡村的生活品质与城市无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教育水平、卫生条件、居住环境等，乡村与城市差别不大，人们没有必要一定要挤在大城市中。而很多居住在城镇里的农业工人，季节性地去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收入来源也主要是来自农业产业。

        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大型城市已经人满为患，生态环境、资源、交通和土地都已无力承载。今后，还要再解决2.6亿农民工和他们的家人融入城市成为市民，主要靠发展中小城市和城镇。大城市需要吐故纳新，保持活力，这就要求我们为退休者和不必在城市中工作的人提供一个可以迁居的宜居环境，将他们在城市里的房子腾给年轻人在城市里创业发展，让他们迁居到更加适合居住的，空气清新、菜蔬新鲜、环境优美、医疗方便、安全宁静的小城市或城镇中。这也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所历经过的一个历程。

       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最大的挑战是能源。根据一项研究，一个人从乡村移居到城市，商品能源消费量将大幅度增加，一般的说法是增加三倍，其实肯定不止三倍。商品能源供应需要一套完整的基础设施，包括电力、燃气、热力、电讯、供水和排水等系统。建设这些设施需要大量投资，也需要居住在哪里的居民能够承受相关费用，使投资得以合理回报。目前，中央在城镇化中通过宅基地确权、扭转等政策实现农民增收，实际就是要解决这一长期的社会矛盾。

        十八届3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

        这些重大的改革举措的落实，最终都需要商品化的能源资源给予支撑和保障。

农电合作社

        美国的城镇化建设对于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绝好的样本，美国农电合作社是一个非常有意的启示。在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前，美国的农村发展极为落后，三农问题非常突出。过度的工业化导致城市规模迅速扩张，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与之相伴的也是和我们今天一样的环境污染、城市住房价格攀升、农村被荒芜，贫富差别等一系列问题交织，与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颇为相似。

        直到1935年以前，美国农村只有11％的人口有电可用，而且有电农户大多居住在大城市郊区。而美国广袤的农村，大多数地区基本处于无电可用，生产效率低下，生活环境落后。农村地广人稀，用电负荷小，输电线路长，供电损耗大，农民对于电费的支付能力有限，大型电力公司向农村供电投资大收益低，基本无利可图。所以，没有哪家电力公司愿意在农村投资建设供电设施。农村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农业生产加工因电气化水平低而效率低下。当时的美国农民与今天的中国农民一样没有现代化生活的尊严，闭塞而不变，导致农村的年轻人大量移居城市打工成为工人，一些农村被遗弃，粮食产量也在下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这样一个耕地极为充足的国家，在1930年代还有很多人会挨饿。

　　193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大萧条，1370万人失业，据1932年9月的《财富》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此数接近人口总数的28%。为摆脱经济危机，注入新的经济活力，罗斯福总统在“新政”中采纳了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决定增加对公共基础服务设施的投资，带动就业和促进经济复苏。许多远见卓识之士预见到电气化对美国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深远影响，对于美国未来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美国联邦政府为此提出了一项实现农村电气化的主张，很快得到罗斯福总统的鼎力支持。

        1933年罗斯福总统倡导成立了美国的“农村电力合作社”。这一机制是由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用电农户自愿合伙组成合作化机制，集资办电，向联邦政府申请政府特别优惠的年利息2％，期限35年的低息贷款。农电合作社用这种方式筹集电力建设资金，建设本地区的输配合供用电设施，向发电公司趸售电力，向本地区所有合作社成员供应廉价电力，大家通过电费同工偿还设施建设投资和贷款利息，电力资产形成的收益属于所有合作社成员。

　　美国农电合作社机制的建立，为普及电力，推动电气化农用机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到二十一世纪初，美国农电合作社已经成为美国三大供电机制之一，另两种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私人电力公司和地方政府拥有的公营发供电公司。农电合作社进一步分工为发电合作社、输电合作社和配电合作社，输送电量占全国电量7％，发电容量占全国电量5％。超过900个农电合作社在美国46个州2600郡为3400万客户提供服务。供电面积占到全国的70％，配电线路长达300万公里，超过全国配电线路总长度的一半。

        如今，美国农村通电率100％，电压合格率100％，农户每月平均用电超过1000千瓦时，而且逐年增长。由于电力自营，中间没有利益集团盘剥，更没有金融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因此电价低廉、服务良好、创新能力强，在应用新技术降低供电成本和提高供电可靠方面更为积极，也是美国今天智能电网最大的潜在市场。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从来都不是各自孤立和截然对立的，这是两种相互相成的制度，也是一种你中有我，我只要你的对立统一。在社会主义国家会有很多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会有很多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这是不足为奇的。这种具有明显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特性的农电合作社在宣扬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人类终极制度的美国确实非常“另类”。由于没有金融资本家从中 “价值发现”，一种体现了更加公平的电价机制吸引了大批原由商业电力公司供电的用电户转制，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新趋势，打破了大公司的电力垄断，也促进了大公司改善服务。

        美国农电合作社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完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民生活的水平，还推进了美国的电气化的进程，迅速推动了美国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不仅为美国经济复苏奠定了稳定的基础，也为美国后来的经济转型创造了条件。到1960年，美国全面实现了农村电气化，广大农村从此脱离了手工、畜力营作的原始耕作状态，机械化、电器化、现代化不再局限工业，大量电器设备、电动农机进入千千万万农户，不仅带动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进程，也为制造业发展和复苏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特别是收音机、电视机、计算机、互联网等依赖于电力的信息产品先后进入农村，大大提升了美国农民的综合素质，彻底解决了城乡二元差别。

       美国农电合作社最意想不到的贡献竟然是推动了美国的城镇化进程。农电合作社除了电力服务之外，许多合作社都根据本社区居民的意愿参与了社区发展和振兴项目的投资建设，将合作社的服务和资金逐步扩展延伸到改善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乡村道路建设、提供有线广播电视网络、建设天然气供气设施，甚至参与建立卫生保健、完善教育服务和兴建图书馆等，为小企业的发展和农民创业创造了大批新的就业机会，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这种合作化是每一个消费者直接参与的机制，大大提升了合作社社员的参与意识、合作意识、民主意识和责任意识，极大地提升了居住在乡村地区民众的公民素质，推进了整个美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农业合作化

        列宁说，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苏维埃源自俄文совет（soviet）的音译，意思是代表会议，其实就是一种民主参与制度。美国农电合作社建立当初，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罗斯福和当时的设计者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在以色列和北欧，这样的合作化机制仍普遍存在，并坚称他们的社会主义特色。习近平同志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所以必须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中，应该研究借鉴美国农电合作社经验，通过新型的合作化，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人翁精神，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通过新型合作化机制，让广大城镇消费者参与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的进程，让他们在社会进步中当家作主。

不要一提“合作化”就草木皆兵，合作化与市场化并不矛盾，它不是人民公社大锅饭的再现。历史的数据可以告诉我们，合作化曾经在中国迸发了巨大生命力。1949年建国至1953年，各地推广互助组，一些地方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为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普及初级社；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时期。到1956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87.8%，基本完全了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冬至1958年春，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兴建农田水利设施，大大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这一进程不仅大大提升了中国农村的劳动生产效率，也为当时中国高速发展的工业化提供了巨大的推进力、市场和人力资源。

无论今天怎样评价这一历史过程，数据显示中国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318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19505万吨，8年产量增加8187万吨，总产量增长了72.3%；人均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208.9公斤，增加到1957年的超过300公斤，人均净增加了90.6公斤。不要小看这一成就，我们改革开放31年，从1979年到2010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只增加了64.5%，人均粮食产量只增加了67公斤。而当时，基本没有化肥农药，现在每亩农田氮磷钾各种化肥大量施用，还有各种杀虫剂和除草剂，种子也在不断改良，农业机械化程度根本就是今非昔比天壤之别。今天，仅氮肥一项普遍超过每亩十几公斤。而今天的粮食产量中，相当一部分还是靠当年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大力兴建水利和农田水利设施打下的基础。

合作化期间中国粮食及人口数据

        合作化在中国迸发的能量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形成相互相成的促进作用。土地改革之后的合作化，将千百年来小农经济形成的一盘散沙的农民有效组织起来，一边提升了农业的生产效率，一边向中国的工业化输出了大量能够胜任的劳动力。这一段时间是中国社会进步最快的时期，也是中国农村改变最大的时期，以致中国的领导人们为这一胜利而陷入盲进，迅速推进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想提前实现共产主义，却违背了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科学规律。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失败，也否定当年合作化在中国社会进步中的历史意义。

        以色列农业是全世界的榜样，农业合作化是成功的关键。以色列国土面积只有2万平方公里，60%被沙漠覆盖，可耕地面积约占国土20%，严重干旱缺水，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最适合耕种地区的降雨量不足300毫米，一些地方不足150毫米。但占人口5%的农民不仅养活了全国老百姓，还大量出口优质水果、蔬菜、花卉和棉花，不断进行科技创新，引领全球农牧业新技术革命。这些成就都是靠合作化实现的。以色列的农业合作化组织以公有制的集体农庄“基布兹”和合作社“莫沙夫”组成，全国有基布兹290个，人口11.6万；莫沙夫458个，人口22.2万。基布兹创造的农业产值和农产品出口已占全国总量的40%，还提供了占全国工业产值10%的工业品；莫沙夫作为以色列最盛行的农业合作社模式，成员占全国总人口的3.1%，生产的农产品和农产品出口已占到全国的50%。

       莫沙夫是由60~100户左右的独立家庭农场合作组成居民定居点。莫沙夫组织农产品种植，市场行销，农资交易，农产品加工和应用新型农业科技等。同时，还负责定居点及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和维护，提供公共服务、教育和医疗，甚至负责武装保卫定居点的安全。严重缺水迫使以色列建立了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形成了特有的滴灌节水技术，充分利用现有水资源，将大片沙漠变成了绿洲。以色列的合作化模式是今天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特别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可以认真学习的一个榜样。

        今天中国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过于教条和迷信“包产到户”，将“包产到户”视为金科玉律，视为是否支持拥护改革开放的“试金石”和“高压线”。改革开放35年来未能与时俱进地随着农业生产力进步，改革和调整农村的生产关系，导致数以亿计的农民单枪匹马一盘散沙与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们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所谓市场化竞争，使他们的利益被那部分先富图更富的人盘剥。让农民根本无法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提出：“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扶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经营，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新型合作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石，只有将广大农民再次组织起来，在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下，才能充分调动他们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公平参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障碍，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才能让广大农民真正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扶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发展专业合作、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

能源合作社

        2013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今后几年的城镇化工作进行全面战略部署。会议提出：在城镇化进程中要“切实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不断改善环境质量，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

城镇化最大的挑战莫过于能源消耗的大规模提升以及污染排放的相应增加。到2020年，中国将有近3亿人进入城市或城镇生活，预期2030年将有7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或城镇，如何满足他们对商品能源迅速增加的需求？

2012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27.35亿吨标准油当量，据世界第一，人均能耗为全球平均水平110%，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为全球平均水平140%；使用了近5亿吨原油和成品油，石油对外依存度逼近60%；燃烧了接近40亿吨原煤，导致全国240万平方公里超过100多个城市陷入严重雾霾。中国目前的环境容量和资源禀赋已经难以为继，根本没有能力和容量支撑后继的城市化进程，只有在技术和资源，体制和机制上实现彻底突破，否则城镇化也好，城市化也好，都是天方夜谭，我们的梦想也只会变为黄粱一梦。

中国与美国罗斯福时期有相近似的问题，也有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中国电力发展基本实现全覆盖，农民享受了由工商业补贴的电价，通过电力合作解决广大农民合作参与的机制不是最佳途径。但是，农民使用的不仅仅是电，采暖、炊事也是一种巨大的需求，所以，通过燃气实现合作，将农民的利益在市场配制资源的条件下组织起来，也是一种可能性。燃气不仅解决采暖、炊事、洗浴，也可以通过分布式能源发电，并利用它的灵活性与更多的太阳能发电、风电和小水电相互融合，提高供电质量；燃气供热还能与太阳能集热供热融合，保障供暖质量，减少燃气消耗，提升可再生能源的综合利用比例。

而秸秆转换沼气是最佳的选择。秸秆通过厌氧发酵沼气化不仅可以利用秸秆中的碳原子，还可以从水中获取四个氢原子。最普通技术可以将1公斤秸秆加入一定数量的养殖废弃物转换0.35公斤沼气，折合0.231立方米商品天然气，1940大卡。1公斤秸秆的热值是3500~4500大卡，以4000大卡计算，转化效率达到43~55%。

秸秆含有大量有机质、氮、磷、钾和微量元素，每100公斤鲜秸秆中含氮0.48公斤，磷0.38公斤，钾1.67公斤，相当于2.4公斤氮肥，3.8公斤磷肥，3.4公斤钾肥。1公斤秸秆产气之后形成0.5公斤沼渣有机肥，可直接替代大量化肥，节约了化石能源的消耗，间接减少的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

据2010 年统计，全国秸秆理论资源量为8.4 亿吨，可收集资源量约为7 亿吨。当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70.6%，利用量约5 亿吨。其中，作为饲料使用量约2.18 亿吨，占31.9%；作为肥料使用量约1.07 亿吨（不含根茬还田，根茬还田量约1.58 亿吨），占15.6%；作为种植食用菌基料量约0.18 亿吨，占2.6%；作为人造板、造纸等工业原料量约0.18 亿吨，占2.6%；作为燃料使用量（含农户传统炊事取暖、秸秆新型能源化利用）约1.22 亿吨，占17.8%。如果将作为燃料、食用菌生产以及还田使用的秸秆都可以回收利用转换沼气，作为饲料的秸秆也以养殖废弃物形态转换沼气，如此算来直接和间接可以利用的秸秆或与秸秆相关的废弃物，以及一些养殖种植垃圾和水生废弃物可超过7.5亿吨，能够转换商品天然气量1732亿立方米。

2013年中国全年天然气消费量1676亿立方米，用秸秆转换1732亿立方米商品天然气，相当于6.5亿非城市人口每人266立方米天然气。美国页岩气革命之后，因为天然气能源利用效率高，使用灵活，即可替代煤炭，也可替代石油。从2006年至2012年，每增加供应1立方米天然气，可以同时节约1.18公斤石油和2.86公斤原煤，减排6.95公斤二氧化碳排放。如此算来，能够为中国节约2亿吨原油和5亿吨原煤，12亿吨二氧化碳。

7.5亿吨秸秆在生产沼气之后，可以生成3.75亿吨沼渣有机肥料。沼渣中的主要养分含量有：30~50%的有机质、10~20%的腐殖酸、0.8~2.0%的全氮、0.4~1.2%全磷、0.6~2.0%的全钾。每亩地施用1000公斤沼渣（湿重），可给土壤补充氮素3~4公斤、磷1.25~2.5公斤、钾2~4公斤。尿素含氮量为45%，相当于6.7~8.9公斤尿素。3.75亿吨沼渣可以替代近300万吨尿素。不仅节约了大量制造化肥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而且可以解决中国大量使用化肥造成土壤退化板结问题，使土地恢复生机活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随着生活品质的改善和商品能源供应量的增加，开始更多地使用商品化石能源，将传统上作为燃料的秸秆直接放火焚烧还田，这也是造成秋冬季节全国大范围严重雾霾和空气污染重要原因之一。回收秸秆是治理大气环境污染最有力的手段。

秸秆粉碎之后，加入养殖业和城镇废弃物和污水，通过厌氧发酵可转化成甲烷。沼气主要成分为甲烷和二氧化碳。转换为沼气的优点为可利用90%含水分较高的各种农牧业有机废弃物，沼气资源可分布式利用，可以供气，也可以发电更热，还可以作为交通和农机燃料。沼渣可做绿色农作物肥料，节省大量的用于制造化肥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沼液可替代农药，生态驱虫，没有污染；如果去除硫化氢，二氧化碳也可作为气体肥料在大棚中使用于蔬菜和花卉的种植。一般沼气的甲烷含量60~66%，二氧化碳33~40%，1.5方沼气可提纯为1方热值8400大卡商品天然气。目前，国内市场增量天然气城市门站价格为3.15元/方，居民和工业用户使用的天然气很快会达到3.5~4元/方。国产小型工业化生产沼气技术，无论厌氧发酵制沼气，还是沼气提纯天然气技术，以及沼气发电供热技术都已较为成熟，示范工程也都在稳定运营，具备规模化推广条件。

回收秸秆必须在粮食收获时同步实施收集，这就需要专业化公司来专业化运营，现场粉碎，集中收获，集中处理。秸秆收获有很强的时令性，秸秆制沼气也有很强的季节性，要平衡这些秸秆的消纳和转换，保障城镇化居民的用气平衡，就必须纳入工业化的天然气大管网综合消纳平衡。执行这一机制最好的企业，就是离市场最近的遍布全国的城镇燃气公司。

中国城镇燃气行业的供气营业区已经覆盖大多数县以上城市，其中很多是县区，以及更加靠近城镇的地区。他们下一个竞争的战场就是新兴城镇化建设重点的乡镇居民区。可以考虑发展以镇为中心建立“新型能源合作化的收集、转换、销售机制”，采取有农户合作参与的就近收集转换利用，就近供气，利益分享和“气、电、肥”联营的新型合作化机制。秸秆收集可以在夏收秋收季节，在粮食收割收购时直接收购秸秆，以镇为单位就地转化，将回收的秸秆青储一部分，干储一部分，造粒一部分，马上利用一部分。鼓励农户和养殖户用秸秆、粪便、有机垃圾换气换电换肥，并将他们用不掉的多余天然气代销代售。根据青岛泰能公司的一项研究，一个村镇生产的秸秆不仅可以满足本地居民的能源综合需求，包括：炊事、采暖等，还有一定量可供发展小型工业或加工业，以及外送销售。

随着天然气价格改革逐步到位，目前城市门站价格增量气为3.15元/立方米，如果到村镇用户的气价将可能达到3.5~4元/立方米。农村的农户已经在大量使用LPG炊事，LPG的价格更高，相当于天然气同样热值5.8元/立方米，且使用不方便，管道供气一定会更有竞争力。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应有大量配套投入，建设燃气设施应该纳入其中。根据农业部沼气协会秘书长李景明介绍，如果不考虑沼渣肥料销售，沼气提纯天然气的成本在1.5~2元/立方米，最多不超过2.5元。目前，德青源公司在北京延庆利用其养鸡场废弃物生产沼气，向周边新农村销售提纯天然气，其气价就是2.5元/立方米。但根据李秘书长介绍，如果能够销售沼渣肥料，成本可以进一步降到1~1.5元/立方米。除此之外，针对农村沼气项目建设，农业部和财政部还有相应补贴政策，项目还可以参与二氧化碳交易加以补偿。

发展城镇化沼气提纯天然气供气，应该考虑通过合作社模式经营，支持城镇燃气公司参与，以合作化模式将经营者与农民利益绑在一起，互利互惠。以秸秆换燃气、换肥料、甚至换电力。秸秆收集、储存由专业化公司在粮食收割过程中一并完成，整个过程不要农民费力直接参与，可以与农民委托的专业化农业耕作公司直接合作联营。以分布式的工业化方式生产沼气并提纯为天然气，并依靠大燃气管网系统解决沼气生产的季节性不平衡问题。

科学城镇化

       中国农户实际使用能源的情况是：“能耗大，效率低，支出多”。我们就此问题对一些居住在城市、城镇和农村的居民能源使用情况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农民的能源消耗并不比城市少，而无论城市还是城镇，燃煤消耗的能源大大超过天然气，费用也不便宜。解决好农村能源商品化转换未必会增加中国能源消耗，关键是改变农村的居住条件，提供高效的商品能源和转换技术。

造成农村高能耗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落后，农民缺乏相关知识，大量使用低效一次能源及技术，结果导致农户能源利用效率太低，能耗大，能源费用支出很高。我们对延庆沼气提纯天然气的农户调查，发现农民的人均能耗明显高于城镇和城市人口。主要原因是居住分散，房屋保暖不好，用能设施太过多样，能源转换效率过低，能源浪费严重，最终导致能源费用比大量使用商品能源的城市或城镇人口一点都不低，但生活品质差距甚大。

目前，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空心化和老龄化，尤其是靠近城市的乡村地区。村里几乎都是老人，年轻人都在城里打工谋生。所以，中国的城镇化在某种意义来说是老人的城镇化，是解决好老人安居乐业和公共服务的城镇化，要充分考虑好农村老人的安置因素。

在我们走访延庆德青源沼气提纯天然气供气区域内的两家农户，在他们家中各种各样的能源设施应有尽有，五花八门。对于煤炭和薪柴有传统的大柴锅，它的余热主要为火炕加热驱寒；有小柴锅是为是夏天使用的，可以让炕有温度又不至太热，驱湿驱潮；还有与土暖气系统连接的加热炉，给室内采暖加热；再有就是院子里的大柴锅，主要用于夏季炊事使用。在电炊具方面，有电炒锅、电饭锅、电饼铛、电磁炉、电冰箱或冰柜等。电力不仅要解决炊事，照明、电视机也是应有尽有，同时电力还负担了农民的交通，现在在农户，电动三轮车是必备的，基本代替了小拖拉机的交通作用；在天然气方面，除天然气炉灶外，还有配套的专用电排风机，各种适用于燃气炉的炒锅、平锅、蒸锅等炊具，也是应有尽有，着实让我们大吃一惊。此外，家家户户都有太阳能热水器，只是因农民不会保养，使用的不够理想，有些已经冻坏了；村里还有太阳能集中大浴室，农民基本不需要在家里烧水洗澡。

我们是12月中旬进行的调研，这时农民使用的主要是大柴锅、土坑和土暖气，但是，炒菜他们依然会用燃气炉，做饭依然在用电饭锅。柴锅和土暖气主要烧煤炭、葡萄杆、玉米芯，秸秆因为燃气炉太麻烦，基本上是还田或偷着放火烧掉了。一个农户每个冬季要烧2~2.5吨原煤，不够还有到路边区收集一些运煤车遗撒的碎煤与黄土制成煤饼掺烧，卖煤的钱主要靠城里工作的子女接济，没有子女接济的就只有靠路边捡煤偷煤了。此外，还要烧1000多斤薪柴和玉米芯。两家室内温度都不高，一家14~15℃，另一家17~18℃，农民要求在家一身薄棉衣，“出门不觉冷，进门不太热，干活不冻手，上炕脚下热。”两户的人均能源费用都在1500元左右，薪柴、玉米芯和捡来的煤都是免费的。而同村的村长家却是一个例外，因为村长见多识广，采用了与众不同的能源利用方式。我们调研时因村长外出，我们未能入户调查，但根据村的天然气管理员和村民介绍，村长家的房子和门窗保温比较好，所以全部采用了天然气采暖做饭，干净省事，能源费用也不高。这个冬季，村长一家只买了2000元的天然气，折合800立方米，能用到什么时候，我们会继续追踪。现在，已经有农民使用远红外电热膜材料铺炕，用时通电，不用断电，节能清洁，高效省事，还有周林频谱仪的健康效能。

延庆户籍人口28.4万，常住人口31.7 万，农业人口16万。延庆年产秸秆、枯枝37万吨，平均每个农民2.3吨；畜牧业畜禽粪便年排放量93万吨。理论上可以生产不少于8547万立方米沼气提纯天然气，相当于每一个农村人口不少于534立方米天然气，全县常住人口平均将不少于270立方米。这些气完全可以满足延庆农村人口城镇化的采暖、炊事的能源需求，如果考虑辅助一部分太阳能采暖和人口外流等问题，延庆的商品化的生物质天然气资源，基本可以满足全县的民生基本能源需求。

所以，我们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如果采用正确的路径，科学开发能源，配制能源，使用能源，能源消耗不但不会增加，污染排放还会大幅度下降，但这需要将农民的利益通过市场化组织起来。如若将农民的宅基地参加土地扭转，将他们迁到乡镇或县城，为他们提供保暖性更好的宜居建筑住房，将生物质天然气和太阳能集热配制使用，采用科学合理的商品能源转换利用技术，不仅可以解决农民城镇化的能源需求，也可以解决县以下居民的能源需求，还可以是他们摆脱对于煤炭的依赖，不仅保护了环境，节约了资源，也大大促进了他们和大家的健康。通过节能帮助农民节约能源支出，并出售部分生物能源，最终实现农民的增收。

在解决新型城镇化能源问题时，需要专业化的企业的参与，让企业和农民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将彼此利益融合，在政府政策的有效支持下，一起到市场上去营销产品并获取利益。不仅可以销售他们的生物质能源，也可以销售他们的减排份额和能源替代产品，真正形成一个绿色产业，再次“以农村包围城市”，推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今年一号文件提出：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有关部门要建立规范透明的管理制度。推进财政支持农民合作社创新试点，引导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利用这一机制，在国家财政的支持，鼓励地方国有企业和燃气公司直接参与，与农民实现能源合作经营，帮助农民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解决好能源供应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中国的社会主义要走出中国特色，中国的城镇化也要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反应的经济利益关系上，也要体现在环境和健康上。新型城镇化不仅是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一次发展的大契机；也是城市、市民和工业的一次重大发展契机。它不仅可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改变农村的现状，改进农业生产的方式；同时也可以使城市更具活力，使市民的生活品质更高更健康，使工业拥有各大的市场和创造空间。

北京延庆与城区样板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