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 2015 810 次浏览
12月19日，北京市再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这也是本月的第二次红色预警，限行和停课给市民的生活带来一定影响。但是，流动的空气没有省界之分，大气污染区域联动治理迫在眉睫。
雾霾之下，本报记者深入河北、山西、山东三省，进工业园区，入村中人家，访当地百姓，询主管部门，一探究竟。
在保护环境已成全民共识、机动车排污治理空间日渐狭窄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把目光投向广大乡镇农村，去正视区域雾霾的重要成因——燃煤。在未来，压缩燃煤仍大有空间可为。
本文呈现的这一切，旨在唤醒公众对燃煤污染的关注，并寻求更好的解决之道。建设美丽中国，需要每一位公民参与其中。
12月14日，环保部通报对华北地区22个城市(区)的环保综合督查结果，通报指出，由于规划布局不合理，“一钢独大”、“一煤独大”等现象在北方地区一些城市比较普遍。
就在同一天，《工人日报》记者登上南下列车，烟囱林立、工业园区遍布的北方大地，从车窗外掠过。当日下午2点，中国环境检测总站发布PM2.5数值，北京为123，天津为185，沧州为320，兖州为249，其中沧州室外能见度不足300米。
PM2.5超标的城市，就是记者们的目的地。
空气中弥漫着燃煤的味道
根据环保部数据，除北京、天津外，华北地区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近90%，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2014年，全国年用煤量42亿吨，其中，火电用煤19.4亿吨左右，非电行业用煤约为22.6亿吨。有研究表明，燃煤对PM2.5浓度贡献率在61%左右，而从华北地区空气污染来看，燃煤是区域雾霾重要成因。
而根据北京市环保局的测算，该市PM2.5最大来源为外地，约占28%～36%，天津市亦然，区域传输约占22%～34%。12月18日，北京还是一片蓝天白云，却拉响了半月内第二次红色预警，原因之一便是，当日12个河北城市已经启动了重污染橙色预警。
北京周边的冀晋鲁三省，都是用煤大省，其中山西省是产煤大省。据不完全统计，自建国以来，山西运到全国各地煤炭约90亿吨。
今年38岁的临汾人郭瑞，还记得煤焦全盛时期的采煤“胜景”。当地民营小煤窑和小铁矿遍地开花，“村村打洞，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景象随处可见。他的老家在汾西县和平镇，“当时空气中都弥漫着煤的味道，白衬衫出门转一圈就脏得没法穿了。村里土地上的农作物都长不大，春天麦苗都是‘黑的’。”临汾煤炭探明储量398亿吨，占山西全省14%。其中乡宁为全国三大主焦煤基地之一，且煤层厚，埋藏浅，易开采。
“站在太原迎泽宾馆前，东面看不到东山，西面看不到西山”，这是太原人调侃空气的说法。污染的空气甚至已经从工业城市蔓延至自然保护区。在山西长治一所高校任教的王嘉发现，“最近几年雾霾一年比一年厉害”，6岁的儿子近期呼吸道也出现了感染。而这座城市一向以风景秀美著称，拥有壶关县、武乡县和沁源县三处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灵空山则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烟囱围城”是华北及周边地区许多城市的真实写照。在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除了造纸厂、橡胶厂等工业大户外，私人开办的小型化工厂、合金钢厂、焦化厂、染织厂云集，市区里大型烟囱随处可见。
有曾在私人工厂打工的人告诉采访调查的《工人日报》记者，他所在的厂里有3个锅炉，1个月就得烧60吨煤，而且这些煤全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最次的烟煤。兖州煤炭储量达200多亿吨。在兖州区及其周边，矿井密布。
济宁市兖州区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当地有5家发电厂、2家焦化厂，这些都是大气污染物排放大户，城区大气呈典型的煤烟型污染，表现在以颗粒物污染为主。但究竟不同污染源占比多少，“县一级的环保局还没法做到如此精度的测量。”
钢铁和重化工，构成了华北及周边地区的支柱工业，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税来源。环保部的督查结果显示，基层政府及有关部门环保责任落实不到位。一些县城或乡镇的特色产业或支撑性产业往往也是排污大户，环保意识薄弱。重化工业“围城”的邢台，11月空气质量位列全国74个城市中的倒数第二，也是华北地区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
村民都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了
“我市中心城区周边有200多个村、8.35万户，除了一小部分村进行了清洁能源改造，其余还是靠燃煤取暖。一到冬天家家烧煤炉、处处冒黑烟，对空气质量的影响非常严重。”据保定市环保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分散燃煤污染是当前影响保定市环境空气质量的主要原因之一，分散燃煤污染治理也成了该市2015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工作内容。
根据环保部于12月13日发布的11月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保定市位列倒数第三。
从12月15日到17日，记者在保定市周边农村蹲点了三天。在距离市区约十几公里远的韩村，家家户户都有一只铁皮的烟囱从屋檐下伸向天空，冒着缕缕淡蓝色的煤烟。尽管街道上看不到太多烟雾，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硫化物的刺鼻气味。
“村民都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了，都觉得空气污染离我们还很远。”韩村村支书韩立冬说。
这样的煤烟，也曾是距离韩村2公里外的石家庄村村民生活的一部分，村子位于保定市3环边上，距市区约15公里，居民1000多户，常住人口4000多人。“农村过去都烧煤，满街道都是煤烟，时常有村民煤炭烟中毒住院。”石家庄村村支书刘青说。
刘青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没有改造前，我们村每家每户冬季需要购买煤炭3吨左右，房间大的4到5吨的也有。整个村冬季燃煤3000多吨。而保定市3环以内行政村就有180多个，因此仅3环以内行政村一个冬季的燃煤数量就十分可观。”
煤价便宜，是导致农村大量燃煤，特别是燃劣质煤的主因。在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城郊结合部的一处养殖场，在养殖场的一间房屋外，记者看到了伸出屋外的烟筒，烟筒里冒着青烟。养殖场主王华(化名)告诉记者，房子是租给一位老人住的，冬天需要生火取暖，就在屋里架了一座炉子，平时烧煤取暖。
“这些年老百姓收入高了，这几年煤炭价格又降了，就用得起煤烧火做饭了。”王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山东农村，1吨普通烟煤价格500元~600元，农民打零工1天赚100元，一星期打工就能买1吨煤还有余。按1户过冬取暖做饭用煤最少1.5吨，当地农民打10天工就足够买过冬煤了。
河北农村的“燃煤账”也是如此，“今年煤价下跌到500元每吨，这样每家每户平均冬季用煤成本在2000元之间。”刘青说。
即便煤价下跌，农村居民也更愿使用价格更低的普通烟煤，与每吨500元的烟煤相比，1吨无烟煤要1000元。“老百姓才不管环保不环保呢，就图便宜。”王华说。
王华曾经想用沼气替代燃煤，他建了2个沼气池，但最终发现并不现实，只用了2年便废弃了。他的沼气池每个直径约3米，深约2米，2个建下来花了8000元，当地政府对每个沼气池的补贴只有500元。算下来光7000元的建设成本，就足够普通农户过四年冬。沼气主要用于自家做饭，和煤气相比，煤气每罐70元，1罐煤气用1个月，1年下来不过840元。
“沼气池一开始的时候效果挺好，但后来就不行了，不稳定，夏天还好，冬天温度低，粪便发酵效果差，生产的沼气都不够用。”王华说，沼气池需要定期定量往里面投入粪便，定期更换沼液。粪便平均每天要放200斤，以猪为例大约得20头以上，一般农家无法做到。而沼液差不多需要每月更换一次，需要专业人员来弄，也需要费用。
对于农村燃煤问题，济宁市兖州区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坦言，经济较好的村，当地政府积极推动农村建社区的工作，在当地泗庄、谷村、兴隆庄等社区，已经通了天然气，并将逐步采取集中供暖。而对于普通农村，环保部门监管难度很大，目前没有很好的对策，这些村庄的人口约占全区的三分之一。“在农村推行新能源，区农业局、区节能办等部门都会参与，环保局虽然也参与，但权力很有限。”
但记者在已通天然气的泗庄社区却发现，部分住户未享受集中供暖，家庭条件较好的会用空调和电暖气，在小区底楼居住的部分老年人仍在烧煤。
石家庄村则被列入保定市农村天然气改造项目的首批试点村，“管道铺设10万米，目前项目已基本竣工。”石家庄村村主任高占义说，“每家每户冬季的取暖和做饭将均由天然气来完成。做饭需要村民购买一个煤气罩，取暖也要购买一个燃气壁挂炉。”
记者在村中发现，在街道上空和房屋墙壁有一条条明晰可见的明黄色天然气管道，纵横交错，地下为主干道，露天部分是次管道。
比压缩燃煤更难的事
保定农村的天然气管道改造工程，预计覆3环路以内180个行政村，投资并不少。招标该项目的保定新奥燃气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杨女士告诉记者：“建设规模为第一标段40个村的天然气改造，第二标段8个村的天然气改造，总投资9400万元。”
记者走进村民家中发现，他们的担心，是价格，和相应补贴。刘青算了笔账，“天然气每立方米2.4元，按房屋100平方米算，每天供暖与做饭平均需要30元，整个冬季要3000元到4000元。”这比燃煤要多出去不少。村民尹女士坦言，她家有5间平房，200平方米。“烧煤的话冬季3吨煤就够了，用天然气每天要50元钱，3个月预计4500元，甚至更多。”
韩立冬还在等着自己村子煤改气项目的施工通知，因为村子在3环外，可能要等到明年。村民们已经从邻村听说了改造后更加费钱，这让韩立冬对未来改造能否顺利多了一份担心。
“既然政府让我们改烧天然气，就该有相应的补贴，不然太贵了烧不起啊。”村民韩顺发说。
补贴并非没有经验可循，北京市从2015年将“煤改电”补贴政策扩大到农村地区，补贴标准和峰谷电价优惠时段也与城区统一。对于市政天然气管网入村工程，为实现农村地区与市政管网天然气价格统一，农村居民的补贴资金由各区在“减煤换煤，清洁空气”专项资金中解决。
事实上，治理“燃煤围城”，所需的财政开支并非小数字。以太原市为例，为了压缩燃煤，推行“气化太原”，该市实行集中供热全覆盖、污染企业搬迁、城中村整村拆迁改造和水污染治理“五大工程”，工业污染治理、扬尘污染控制、机动车尾气污染控制、商品市场和饮食服务业燃煤设施环境整治、垃圾和秸秆焚烧污染控制“五项整治”。
从2012年起，太原市内主要涉煤企业陆续退出主城区，重污染企业关停或搬迁，“煤改气”工程提上日程，3年时间，太原拔掉黑烟囱3.39万根，减少燃煤337万吨，2014年空气优良达197天，在全国74个重点城市中排名升至第14位。而山西省财政为“五大工程”和“五项整治”工作的贷款贴息为10亿元。
与此同时，砍掉污染企业，对于地方财政而言，影响不容小觑。临汾市在2003年位列全国环境监测113个重点城市倒数第一，十年后空气质量为全省正数第一，到2014年时成功获批国家第三批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而这背后，全市焦化企业和钢铁企业大幅度减少，有数据显示，为治污临汾市仅工业经济一项，年损失GDP至少360亿元，年财政收入减少约72亿元。
有专家坦言，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如何处理在大气污染治理中出现的一系列衍生问题，比如经济转型、能源替代、财政收支、用工结构和城市管理，有时比压缩燃煤更难。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节能炉具专业委员会主任郝芳洲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在农村推广洁净型煤和配套炉具，明确责任主体，对洁净煤的质量加大监管力度，让农户真正愿意使用洁净煤。另外，把洁净煤纳入大气污染防治财政专项资金使用范畴，加大对各地的补贴力度。
在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中国能源研究会分布式能源专委会副主任韩晓平看来，去煤炭化是大势所趋，他认为在能源结构转型过程中，煤炭企业要想办法转型，同时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煤炭逐渐减少的过程中，我们的环境也会得到改善。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刘大群此前表示，对治理农村环境污染，一方面应积极推进秸秆压块代替燃煤，大力推广分布式能源应用。另一方面，加快推广农村集中供热。在有条件的村镇，变分散燃煤为集中燃煤，提高燃煤效益。在中心村建设中提出明确要求，加大专项支持力度。
美丽中国，不仅需要政府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更有待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公民意识，将低碳环保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记者 王瑜 兰德华 朱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