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 2015 1,147 次浏览
12月19日,北京市再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这也是本月的第二次红色预警,限行和停课给市民的生活带来一定影响。但是,流动的空气没有省界之分,大气污染区域联动治理迫在眉睫。
雾霾之下,本报记者深入河北、山西、山东三省,进工业园区,入村中人家,访当地百姓,询主管部门,一探究竟。
在保护环境已成全民共识、机动车排污治理空间日渐狭窄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把目光投向广大乡镇农村,去正视区域雾霾的重要成因——燃煤。在未来,压缩燃煤仍大有空间可为。
本文呈现的这一切,旨在唤醒公众对燃煤污染的关注,并寻求更好的解决之道。建设美丽中国,需要每一位公民参与其中。
12月14日,环保部通报对华北地区22个城市(区)的环保综合督查结果,通报指出,由于规划布局不合理,“一钢独大”、“一煤独大”等现象在北方地区一些城市比较普遍。
就在同一天,《工人日报》记者登上南下列车,烟囱林立、工业园区遍布的北方大地,从车窗外掠过。当日下午2点,中国环境检测总站发布PM2.5数值,北京为123,天津为185,沧州为320,兖州为249,其中沧州室外能见度不足300米。
PM2.5超标的城市,就是记者们的目的地。
空气中弥漫着燃煤的味道
根据环保部数据,除北京、天津外,华北地区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近90%,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2014年,全国年用煤量42亿吨,其中,火电用煤19.4亿吨左右,非电行业用煤约为22.6亿吨。有研究表明,燃煤对PM2.5浓度贡献率在61%左右,而从华北地区空气污染来看,燃煤是区域雾霾重要成因。
而根据北京市环保局的测算,该市PM2.5最大来源为外地,约占28%~36%,天津市亦然,区域传输约占22%~34%。12月18日,北京还是一片蓝天白云,却拉响了半月内第二次红色预警,原因之一便是,当日12个河北城市已经启动了重污染橙色预警。
北京周边的冀晋鲁三省,都是用煤大省,其中山西省是产煤大省。据不完全统计,自建国以来,山西运到全国各地煤炭约90亿吨。
今年38岁的临汾人郭瑞,还记得煤焦全盛时期的采煤“胜景”。当地民营小煤窑和小铁矿遍地开花,“村村打洞,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景象随处可见。他的老家在汾西县和平镇,“当时空气中都弥漫着煤的味道,白衬衫出门转一圈就脏得没法穿了。村里土地上的农作物都长不大,春天麦苗都是‘黑的’。”临汾煤炭探明储量398亿吨,占山西全省14%。其中乡宁为全国三大主焦煤基地之一,且煤层厚,埋藏浅,易开采。
“站在太原迎泽宾馆前,东面看不到东山,西面看不到西山”,这是太原人调侃空气的说法。污染的空气甚至已经从工业城市蔓延至自然保护区。在山西长治一所高校任教的王嘉发现,“最近几年雾霾一年比一年厉害”,6岁的儿子近期呼吸道也出现了感染。而这座城市一向以风景秀美著称,拥有壶关县、武乡县和沁源县三处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灵空山则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烟囱围城”是华北及周边地区许多城市的真实写照。在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除了造纸厂、橡胶厂等工业大户外,私人开办的小型化工厂、合金钢厂、焦化厂、染织厂云集,市区里大型烟囱随处可见。
有曾在私人工厂打工的人告诉采访调查的《工人日报》记者,他所在的厂里有3个锅炉,1个月就得烧60吨煤,而且这些煤全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最次的烟煤。兖州煤炭储量达200多亿吨。在兖州区及其周边,矿井密布。
济宁市兖州区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当地有5家发电厂、2家焦化厂,这些都是大气污染物排放大户,城区大气呈典型的煤烟型污染,表现在以颗粒物污染为主。但究竟不同污染源占比多少,“县一级的环保局还没法做到如此精度的测量。”
钢铁和重化工,构成了华北及周边地区的支柱工业,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税来源。环保部的督查结果显示,基层政府及有关部门环保责任落实不到位。一些县城或乡镇的特色产业或支撑性产业往往也是排污大户,环保意识薄弱。重化工业“围城”的邢台,11月空气质量位列全国74个城市中的倒数第二,也是华北地区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
村民都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了
“我市中心城区周边有200多个村、8.35万户,除了一小部分村进行了清洁能源改造,其余还是靠燃煤取暖。一到冬天家家烧煤炉、处处冒黑烟,对空气质量的影响非常严重。”据保定市环保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分散燃煤污染是当前影响保定市环境空气质量的主要原因之一,分散燃煤污染治理也成了该市2015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工作内容。
根据环保部于12月13日发布的11月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保定市位列倒数第三。
从12月15日到17日,记者在保定市周边农村蹲点了三天。在距离市区约十几公里远的韩村,家家户户都有一只铁皮的烟囱从屋檐下伸向天空,冒着缕缕淡蓝色的煤烟。尽管街道上看不到太多烟雾,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硫化物的刺鼻气味。
“村民都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了,都觉得空气污染离我们还很远。”韩村村支书韩立冬说。
这样的煤烟,也曾是距离韩村2公里外的石家庄村村民生活的一部分,村子位于保定市3环边上,距市区约15公里,居民1000多户,常住人口4000多人。“农村过去都烧煤,满街道都是煤烟,时常有村民煤炭烟中毒住院。”石家庄村村支书刘青说。
刘青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没有改造前,我们村每家每户冬季需要购买煤炭3吨左右,房间大的4到5吨的也有。整个村冬季燃煤3000多吨。而保定市3环以内行政村就有180多个,因此仅3环以内行政村一个冬季的燃煤数量就十分可观。”
煤价便宜,是导致农村大量燃煤,特别是燃劣质煤的主因。在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城郊结合部的一处养殖场,在养殖场的一间房屋外,记者看到了伸出屋外的烟筒,烟筒里冒着青烟。养殖场主王华(化名)告诉记者,房子是租给一位老人住的,冬天需要生火取暖,就在屋里架了一座炉子,平时烧煤取暖。
“这些年老百姓收入高了,这几年煤炭价格又降了,就用得起煤烧火做饭了。”王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山东农村,1吨普通烟煤价格500元~600元,农民打零工1天赚100元,一星期打工就能买1吨煤还有余。按1户过冬取暖做饭用煤最少1.5吨,当地农民打10天工就足够买过冬煤了。
河北农村的“燃煤账”也是如此,“今年煤价下跌到500元每吨,这样每家每户平均冬季用煤成本在2000元之间。”刘青说。
即便煤价下跌,农村居民也更愿使用价格更低的普通烟煤,与每吨500元的烟煤相比,1吨无烟煤要1000元。“老百姓才不管环保不环保呢,就图便宜。”王华说。
王华曾经想用沼气替代燃煤,他建了2个沼气池,但最终发现并不现实,只用了2年便废弃了。他的沼气池每个直径约3米,深约2米,2个建下来花了8000元,当地政府对每个沼气池的补贴只有500元。算下来光7000元的建设成本,就足够普通农户过四年冬。沼气主要用于自家做饭,和煤气相比,煤气每罐70元,1罐煤气用1个月,1年下来不过840元。
“沼气池一开始的时候效果挺好,但后来就不行了,不稳定,夏天还好,冬天温度低,粪便发酵效果差,生产的沼气都不够用。”王华说,沼气池需要定期定量往里面投入粪便,定期更换沼液。粪便平均每天要放200斤,以猪为例大约得20头以上,一般农家无法做到。而沼液差不多需要每月更换一次,需要专业人员来弄,也需要费用。
对于农村燃煤问题,济宁市兖州区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坦言,经济较好的村,当地政府积极推动农村建社区的工作,在当地泗庄、谷村、兴隆庄等社区,已经通了天然气,并将逐步采取集中供暖。而对于普通农村,环保部门监管难度很大,目前没有很好的对策,这些村庄的人口约占全区的三分之一。“在农村推行新能源,区农业局、区节能办等部门都会参与,环保局虽然也参与,但权力很有限。”
但记者在已通天然气的泗庄社区却发现,部分住户未享受集中供暖,家庭条件较好的会用空调和电暖气,在小区底楼居住的部分老年人仍在烧煤。
石家庄村则被列入保定市农村天然气改造项目的首批试点村,“管道铺设10万米,目前项目已基本竣工。”石家庄村村主任高占义说,“每家每户冬季的取暖和做饭将均由天然气来完成。做饭需要村民购买一个煤气罩,取暖也要购买一个燃气壁挂炉。”
记者在村中发现,在街道上空和房屋墙壁有一条条明晰可见的明黄色天然气管道,纵横交错,地下为主干道,露天部分是次管道。
比压缩燃煤更难的事
保定农村的天然气管道改造工程,预计覆3环路以内180个行政村,投资并不少。招标该项目的保定新奥燃气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杨女士告诉记者:“建设规模为第一标段40个村的天然气改造,第二标段8个村的天然气改造,总投资9400万元。”
记者走进村民家中发现,他们的担心,是价格,和相应补贴。刘青算了笔账,“天然气每立方米2.4元,按房屋100平方米算,每天供暖与做饭平均需要30元,整个冬季要3000元到4000元。”这比燃煤要多出去不少。村民尹女士坦言,她家有5间平房,200平方米。“烧煤的话冬季3吨煤就够了,用天然气每天要50元钱,3个月预计4500元,甚至更多。”
韩立冬还在等着自己村子煤改气项目的施工通知,因为村子在3环外,可能要等到明年。村民们已经从邻村听说了改造后更加费钱,这让韩立冬对未来改造能否顺利多了一份担心。
“既然政府让我们改烧天然气,就该有相应的补贴,不然太贵了烧不起啊。”村民韩顺发说。
补贴并非没有经验可循,北京市从2015年将“煤改电”补贴政策扩大到农村地区,补贴标准和峰谷电价优惠时段也与城区统一。对于市政天然气管网入村工程,为实现农村地区与市政管网天然气价格统一,农村居民的补贴资金由各区在“减煤换煤,清洁空气”专项资金中解决。
事实上,治理“燃煤围城”,所需的财政开支并非小数字。以太原市为例,为了压缩燃煤,推行“气化太原”,该市实行集中供热全覆盖、污染企业搬迁、城中村整村拆迁改造和水污染治理“五大工程”,工业污染治理、扬尘污染控制、机动车尾气污染控制、商品市场和饮食服务业燃煤设施环境整治、垃圾和秸秆焚烧污染控制“五项整治”。
从2012年起,太原市内主要涉煤企业陆续退出主城区,重污染企业关停或搬迁,“煤改气”工程提上日程,3年时间,太原拔掉黑烟囱3.39万根,减少燃煤337万吨,2014年空气优良达197天,在全国74个重点城市中排名升至第14位。而山西省财政为“五大工程”和“五项整治”工作的贷款贴息为10亿元。
与此同时,砍掉污染企业,对于地方财政而言,影响不容小觑。临汾市在2003年位列全国环境监测113个重点城市倒数第一,十年后空气质量为全省正数第一,到2014年时成功获批国家第三批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而这背后,全市焦化企业和钢铁企业大幅度减少,有数据显示,为治污临汾市仅工业经济一项,年损失GDP至少360亿元,年财政收入减少约72亿元。
有专家坦言,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如何处理在大气污染治理中出现的一系列衍生问题,比如经济转型、能源替代、财政收支、用工结构和城市管理,有时比压缩燃煤更难。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节能炉具专业委员会主任郝芳洲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在农村推广洁净型煤和配套炉具,明确责任主体,对洁净煤的质量加大监管力度,让农户真正愿意使用洁净煤。另外,把洁净煤纳入大气污染防治财政专项资金使用范畴,加大对各地的补贴力度。
在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中国能源研究会分布式能源专委会副主任韩晓平看来,去煤炭化是大势所趋,他认为在能源结构转型过程中,煤炭企业要想办法转型,同时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煤炭逐渐减少的过程中,我们的环境也会得到改善。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刘大群此前表示,对治理农村环境污染,一方面应积极推进秸秆压块代替燃煤,大力推广分布式能源应用。另一方面,加快推广农村集中供热。在有条件的村镇,变分散燃煤为集中燃煤,提高燃煤效益。在中心村建设中提出明确要求,加大专项支持力度。
美丽中国,不仅需要政府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更有待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公民意识,将低碳环保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记者 王瑜 兰德华 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