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月5日, 2011 982 次浏览
应对金融危机坚定信心固然重要，但仅靠信心是无法战胜危机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战胜危机只有靠坚定不移的进行更大纵身、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10月15日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说：“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越演越烈，中国经济出现急速下滑，胡锦涛12月18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将这句话一字不差地又重复了一遍。
熵之危
对于金融危机，经济学家有自己的理论，企业家们有自己的解释，老百姓们有自己的说法。物理学家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定律，从另一个维度也有一种诠释，所谓的金融危机也好，经济危机也好，就是经济走入了一种无序的平衡态，资本、资源、商品等物质、能量和信息无法进行有效、有价值的交换，使整个经济系统陷入了一种无序的“沉寂”。如同在炉子上烧一壶水，当下面的火焰渐渐微弱到不能提升壶水温度，甚至不足以维持水温时，壶水的温度就会不断下降。经济危机就是熵值增加造成的无序性达到失控的程度。
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许多伟大的科学家都认为，熵定律是自然界的最高定律，它不仅是热物理学的基础定律，也是天文学、核物理学、生物学等诸多科学的基本定律，甚至解释了社会学、哲学和经济学等各种社会学科的基本规律性问题。德国热物理学家克劳修斯1850年首次表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他认为，虽然能量是守恒的，但有效、有价值的能量趋于越来越少，而无效、不价值的能量将不断增加，“熵总是趋于无限增大。”世界总是由有序状态自然而然地转向无序。
物理学家对于世界的探索并未就此停步，他们不断尝试着挑战熵定律，尽管最终的结果是熵增的趋势和方向无法改变，但是，他们发现熵增的过程是可以靠信息、机制设计和结构性制度安排进行控制和干预。首先是苏格兰物理学家麦克斯韦，他发现信息可能使一个封闭系统出现局部的熵减，他认为在接受信息后可能通过某种“自组织”实现局部的、阶段性的负熵。如同在学校的操场上，如果任由大家乱跑，谁也无法锻炼；若把大家组织列队一起跑，开始也许有效，但接下来由于身体的差异又会陷入无序的混乱；如若给大家一些信息，跑的快的在内圈跑，跑的慢的在外圈跑，跑不动的在中间做操，就会让所有的人都得到适当的运动，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自组织”。
另一个物理学家是比利时的普利高津，他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认为，物理的、社会的和生物的系统结构有着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它们产生于开放系统,而且这种组织只有与周围环境的介质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才能维持生命力。所谓“耗”就是消耗，所谓“散”就是散出。动物是一个开发系统，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植物是另一个开发系统，消耗二氧化碳，散出氧气，结果两个系统之间相互弥合，控制了熵增的过程。当更多的系统处于开发状态，系统之间弥补的范围和能力就会越来越完善，对熵增的控制也就会越来越有效。
物理学家们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市场配置资源将会更加有效，因为市场化可以最有效地形成“自组织”机制，开放更多的耗散结构，实现各系统之间的有效弥合。1978年邓小平选择了“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放手建立经济的自组织机制，发挥多元的主观能动性；所谓开放就是扩大系统之间的弥合能力，使中国能够与外部世界耗散机构进行各种交换，从而获得新思想、新技术、新资源和新市场。因此改革开放不仅顺应了时代潮流，也顺应宇宙的内在规律，所以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成就。
1998年中国同样经受了一次亚洲金融风暴，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特别是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也是靠坚持改革开放走出了危机，为后来的飞速发展再次奠定了基础。首先是坚持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重组改制，为这些企业建立市场化的自组织机制，使他们焕发了巨大活力；其次是坚持加入WTO，开放中国的系统实现与全球的耗散结构之间的相互弥合，从全球获取资源，向全世界供应商品，解决中国自身的劳动力过剩；第三是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开放房地产市场，调动了各级政府、大中小企业和每一个家庭的投资开发热情，产生了自组织和开放系统的多重效果，拉动了整个经济的腾飞；第四是以极大的胆识和魄力开放了互联网，不仅创造了大量的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并促进了就业，也提高了国家信息化水平，使信息更有效地传递，增强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完善，更是为中国社会、经济、科学、教育的整体进步加入了巨大能量。
史之鉴
在过去的100年中，全球范围的深度经济危机一共出现过三次，大萧条、石油危机和这一次的金融海啸。其实，前两次危机也是依靠“改革开放”才走出的危机。1929年美国大萧条就是依靠自组织的建立和更多耗散结构的开放才走出来的，但是由于一开始选择性的失误使这一过程长达十年之久，而且最终使全球卷入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血腥的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远离主战场，成为协约国的战略大后方。大量生产战争装备，食品和各种战争资源以供应参战国，使美国的大企业得以空前发展，由于战争对生产组织的需要，造成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等垄断利益集团泛滥，政府与这些企业和组织之间利益难分。战后由于这些集团成为了战争功臣，政府任其滥用垄断地位支配市场，加之欧洲战后重建对于美国生产能力的依赖日益减少，导致美国产能过剩最终酿成危机，并通过金融体系拖累了全世界的经济。
宠信自由经济的胡佛总统采取了颇似今天的做法，一方面政府以所谓不干预继续放任垄断利益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转嫁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中小企业倒闭的浪潮，造成失业压力极具上升；另一方面加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修公路、造水坝，虽然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但更多的资金流入到大企业的口袋里，使资金运转的有效性收到制约；为了弥补政府财政亏空，政府非但没有减税，反而增加税收和扩大政府财政支出，进一步恶化的市场经营环境，使危机越演越烈。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任第32届总统之后逐步展开了“新政”，1935年8月28日他力排众议签署了遏制垄断利益集团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PUHCA）》，使州政府能够有效监管属地电力、电话等公共事业公司。立法前全美虽有100多家电力公司，但主要市场控制在3大垄断寡头手中。该法授权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打破托拉斯，限制公用事业公司在各州的管辖权限，规范运营公用事业公司及其相关业务活动，强迫其重组。法令要求控股公司放弃它们在各州电力、电话等企业中的股份，变其成为各州独立运营的经济实体，从而取消了大量的跨州经营的垄断电力控股公司。通过打破垄断，为中小企业提供就参与的机会，改善电力、电话经营体系，调动了社会多元参与投资的热情，使供需双方实现有效交易，推动了各种新技术的发展，重建了社会竞争的公平机制，使社会生产的资源配置重归合理。罗斯福通过改革开放了新的耗散结构，增强了经济的能量交换和弥合，重建了社会的“自组织”体系，为彻底走出金融危机阴影奠定了关键基础。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输出国为打击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当年12月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将原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触发了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美国工业生产下降14%，日本下降20%以上，所有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放慢或停滞。为了增加能源供应，美国一些大学将油田开采中白白烧掉的伴生天然气引来并使用小型燃气发电机发电供热，但这些分布式能源的并网却遭到电力公司以安全为由的抵制。在大学教授们的呼吁下，议员们在各级议会与电力公司进行抗争，最终1978年由卡特总统签署了《公用事业管制政策法（PURPA）》，对合格的热电联产和小型水电站发电接入电网销售，以及备用电力保障等细节进行了明确规定，使天然气的利用和独立发电公司及小型热电联产得以大量发展，掀起了社会的投资和更多经营者参与解决能源供应的热情，对全球的石油价格也形成了遏制作用，最终在低油价的条件下使全球经济渡过难关。这一改革推动了全球的市场化进程。无论是东方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西方的管制资本主义经济都从冷战后的管制经济逐步走向了市场经济。从此，全世界有一批支持市场经济的政治领袖相继成为各国政策的主导者：1978年邓小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1979年玛格丽特•撒彻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1982年科尔成为德国总理；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等。他们使全球最终放弃了管制经济体制，建立了具有各种特色的市场经济新格局。
解之道
事实上，每一次的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某些居于垄断地位的利益集团异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隔阻供需交易，而政府的平抑能力失效，进一步导致市场的供需关系陷入混乱。1929年是工业和农业的卡特尔、康采恩、辛迪加和托拉斯；2008年是华尔街的超级金融机构——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和期货商品的金融投机者。任何一个政府放任这些利益集团恶性膨胀，无视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被扭曲，不能靠机制设计和公平管理来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最终都会酿成危机的悲剧。由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使中国曾经走到破产的边缘；1998年由于政企不分的国有企业趴在老百姓的背上，支配政府和市场，使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矛盾加剧，政府不得不强行改革；这些华尔街海啸引发中国的经济地震，中国经济急速下滑，产能严重过剩，金融机构被大型国企再次套牢。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出现迟疑和迷惑，受到大型国企利益集团的钳制，在改革制度设计上又被他们操纵。如果我们能够及早改革，这种产能过剩，特别是高耗能产业泛滥根本就不会发生。
如果是一个能够有效进行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决定这些高耗能项目建设和各种过剩产能项目建设的最终决策者，既不是好大喜功的各级政府，也不是有电就供，没电拉闸的电网公司，而是那些要考虑20年长期利益的发电公司和煤炭企业，他们的投资失误随时可能导致企业被其他竞争对手吞并，导致自己亏钱失业。这些能源供应者就会将这些电力大用户项目的市场前景看的仔仔细细，把责任分的清清楚楚。
尽管奥巴马信誓旦旦要拿出8000亿美元救市，但是这些钱对于美国几十万亿美元的债务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国家、企业和老百姓几乎都是处于负债经营，甚至支不敷出的状态，奥巴马回旋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应对危机，改革走不出去就革命，革命没有对象就只有打仗。历史告诉我们，与共和党相比，美国民主党更偏好战争摆脱危机，民主党的威尔逊使美国参与了一战；民主党的罗斯福为彻底摆脱大萧条打了二战；民主党的杜鲁门为二战后的产能过剩打了朝鲜战争；民主党的约翰逊为缓和因肯尼迪被刺激化的国内矛盾扩大了越南战争；民主党的克林顿为了转移他与莱温斯基拉链们丑闻打了科索沃战争。谁又知道奥巴马到底是不是一只黑色的和平鸽。
但是，中国不同，中国确实有更多的牌可出。克林顿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说：“我们必须一同摆脱这场危机，如果没有中国这样的国家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就会无法运转，美国经济就难以恢复。”中国的作为远不是购买美国国债和增加政府投资，中国真正能做的，或者是最应该做的就是“改革开放”。对内对外开放更多的耗散结构，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能量；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建立更多的自组织系统。遏制垄断利益集团，重新进行机制设计，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大空间，调动民间的积极性扩大投资和提高资金运转效率。
中小企业虽然财政税收贡献只有50%，GDP的贡献60%，但却解决了超过70%的就业，老百姓没有就业就谈不上信心。“保增长”其实并不等于“保就业”，许多企业对于GDP的贡献非常有限，税也交不了多少，但是可以安排大量就业，很多服务业企业就是这样，教育、医疗保健等更是如此。政府的钱到底应该支持谁？大企业可以创造GDP，但是难以创造更多的耗散结构和自组织系统；中小企业虽然创造不了更多的GDP和政府财政税收，但是可以使社会运转的更加滑润和谐。
中国还要如此多的市场被少数央企垄断而未能开放，向电网、天然气的上中游；医疗卫生和金融市场等等，任何一项开放，到会带来一场席卷全球的投资风暴。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开放不仅会改善中国经济，也会通过这些新建的耗散结构和自组织系统促进全世界的能量交换，最终带动世界走出危机。由此而言，中国的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救不了美国，但中国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或许能够拯救世界。
（2009年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