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电之争——“卡特尔”还魂

2009年 “全国煤炭产运需衔接会”(下称衔接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无果而终,五大电力公司愤然“拂袖而去”,国家发改委也出人意料的袖手旁观,使这场长期为业内关注,为各城市拼争的“衔接会”成了煤电市场的“闲歇会”。

充满计划经济尸臭的“衔接会”早就应该被取缔了,这种会议不过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中国式“卡特尔”的温床。所谓“卡特尔”为法语cartel音译,意为协定或同盟。指生产或采购同类商品的企业为垄断市场,获取高额利润而达成有关划分市场、限定产量、统一价格等方面的“协议”所形成的垄断性利益集团,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卡特尔是一种正式的价格串谋行为,它能使一个竞争性市场变成一个垄断市场,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力完全失灵。卡特尔于1865年产生于德国,一战后在资本主义国家得以迅速膨胀。

卡特尔、辛迪加、康采恩、托拉斯等市场经济中的垄断形式,隔阻供需交易,遏制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曾将美国推入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总统带领美国走出萧条的关键一步,就是对这些垄断利益集团进行的“讨伐”。卡特尔在世界各国均属于违法行为,是反托拉斯法、反垄断法和价格法主要打击的主要对象,早已成为过街老鼠。由于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反常规发展,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被搁置或忽视,才导致这种在国际上臭名昭著的价格垄断联盟形式在中国借尸还魂。

从2008年初起,随着太平洋彼岸的“金融海啸”越演越烈,美国次债危机的影响已经通过进出口传递给了中国经济,东南沿海出口、工业增速和企业利润增速均出现急速滑坡,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和企业实现利润的增速双双出现滑落,直至负增长。然而,由于交易机制性扭曲,全社会盲目追求GDP和陷入重化工业投资亢奋,需求信息和价格信号无法真实传递,客观信息无法实事求是地被各级政府和企业所了解。导致电煤价格在中国式“卡特尔”的哄抬下,仍然脱离供需关系,出现一轮逆势飙升的行情。

进入2008年四季度,中国电力市场出现史无前例的快速下滑,10、11、12三个月份的发电量与2008年同比下降-3.97%、-9.56%和-7.9%,全年发电设备利用小时4677小时,同比下降6.7%。中电联对于2009年的预测,上半年电力需求可能持续负增长态势,发电设备利益小时可能进一步减少。发电企业已经出现全行业亏损,许多电力项目还本付息都出现了困难,对金融安全形势构成了重大隐患。但是,此时此刻在市场煤价骤降仍有行无市的情况下,衔接会上的煤炭企业不切实际地又提出在2008年高价位基础上再增加10%以上的加价要求,并坚持至今不予退让。

据《上证报》报道,统计表明,春节后的2月1日-2月10日,秦皇岛港煤炭库存由621万吨,上升至730万吨左右,到2月15日库存达到732万吨。目前,闲置在秦皇岛港的船舶有80多艘,需求下滑、产能过剩问题还在进一步恶化。但“煤炭卡特尔”在地方国企的牵头下,在一些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仍在千方百计通过限产,维持价格,并坚决不后退。

“煤炭卡特尔”已经多年来习惯到时加价,通过“市场煤、计划电”将提高的煤价传导给电价,用煤矿安全等理由逼政府通过所谓的“煤电联动”让市场下游的电企和终端的消费者一起买单——有多高的煤价,电价就会相应“顺出去”多高。“煤电联动”的机制,实质上成了煤炭和电力轮番涨价的机制,成为电力消费者不断为之“兜底买单”的机制。煤炭和电力轮番涨价,经济上行如果市场能够消化也就罢了。但经济下行,失业率攀升,适当降低电力能源价格会有利于企业恢复市场竞争力,增加社会就业,恢复经济信心。但是一些企业反其道而行之,也不管下游企业的死活一再坚持涨价,把下游企业逼死了,你就能活吗?

“煤炭卡特尔”与“发电卡特尔”各持己见,无法达成协议,再次凸显了进行电力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而并非仅仅是电价的改革。2002年中央和国务院批准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中,在“厂网分开”之后,本应该继续进行省为实体的输配分离,但是由于被改革的对象“不情愿”、“不配合”、“不积极”,改革就被无限期搁置了。在一个相互利益关联的市场中,运行电网垄断,就无法避免发电和煤炭形成自己的利益同盟。一但市场成为利益同盟和垄断企业博弈的战场,政府在其中将无法发挥有效的管理作用,特别是在经济下滑,失业大幅度增加的环境下,不进行结构性改革,只考虑理顺价格将可能造成更大的混乱。
 
改革开放30年来,任何一次成功的改革关键是解放市场主体,而并非制定价格机制。小岗村是这样,国有企业改制是这样,开放房地产市场是这样,加入WTO仍然是这样。在电力改革中,关键是让市、县供电企业真正代表当地消费者与发电企业建立长期协议机制,使地方政府和地方人大有能力参与对这些企业的监管和价格的制定,供需双方通过长期协议将需求和产能联系起来。发电公司要保证与供电公司的长期协议能够有效执行,就必须与煤矿、燃料运输、输电和供水等企业签署长期协议作为保障。

在这种机制下,电价就会反应更多的市场内涵,发电设备利用效率,供电安全和备用电力保障,发电煤耗和供电煤耗的控制,输电及燃料运输成本统统会逐一落实在电价之中。能源需求侧管理,用户采用节能技术和节能产品,电力结构性优化,管理效率和防止浪费,甚至煤矿安全等因素也会得到反映或补偿。这样的机制,会遏制高能耗产业的盲目扩张,使节能减排贯穿于整个能源供需的全程并以交易方式充分体现价值,能够有效牵制盲目投资和过渡投资,可以通过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有效推动各种新技术的发展应用。

不久前,美国能源部官员访华时,曾表示美国加州的自由市场式的全现货实时交易模式已经完全失败。因为这种受到金融投机者影响而设计的交易模式违反了电力交易客观规律,为投机者提供了机遇,使交易相关方的长期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事实上,全球石油市场、美国和欧洲的天然气交易市场,已经为经济带来了极大的问题。而正是石油投机刺破了次债的泡沫,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在电力交易模式上,美国各州可以自主选择,绝大多数回归长期协议交易机制,成为这次金融海啸中受影响较轻的行业之一。这一方式也解释了,美国为什么至今没有煤炭期货交易市场的根本原因,因为煤炭的生产主要依靠供需双方的长期协议,保障了煤炭价格没有与石油大起大落,也为煤矿建设和发电厂建设降低投资成本,减少煤矿安全事故奠定了基础。

煤电之争,看似是两个中国式“卡特尔”的利益冲突,然而解决问题的钥匙却在另一个巨鳄的口中,解决电网垄断已经成为中国下一步在关键领域深化改革的硬仗,成为政府改革意愿的风向标。近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金融危机使能源供需矛盾得到缓和,为能源行业“休养生息”,解决一些深层次矛盾提供了重要机遇期。在文章中,他还提出“抓住有利时机,深化能源体制机制改革”。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国务院和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就是一边增加政府投资恢复信心,一边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国有企业改革,使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恢复生机;同时坚持加入WTO的进程,从全世界获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以及市场;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开放房地产市场,调动了各级政府、中央和地方国企,以及民营企业和每一个家庭投资参与的热情;特别是在以前所未有的魄力和胆识开放互联网,不仅创造了大量的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促进了就业,还提高了国家整体信息化水平,最终通过改革走出了危机。

今天,大家都在热议凯恩斯主义,讨论如何加大政府投入 “保增长,促发展”。 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后,胡佛总统,又修路,又修水坝,渴望靠加大政府投资拉动内需摆脱危机,结果是危机越演越烈,直到自己下台。1933年3月罗斯福就职后推动了一系列“新政”,特别是1935年8月28日他力排众议签署生效了遏制垄断利益集团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the Public Utilities Holding Company Act—PUHCA)》,限制公用事业公司跨州运营,相互持股。打破垄断,使各州政府能够有效监管属地电力,为美国发展新型发电、输电、配电技术、普及电话通讯技术、发展民航业等扫平了道路,调动了全社会的投资热情,建立了社会新的“自组织”系统。著名的美国电力合作社机制就是那时产生的,这一机制鼓励民众自己投资解决电力供应问题,使大量农村人口获得了各有效低廉的电力供应,推动了当时美国三农问题的解决。经过一番艰难的改革,直到1939年美国才最终走出大萧条。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改革,我们才可能走出危机。而煤炭、电力改革的关键是逐步恢复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模式,更多地建立长期交易机制,使供需双方形成有效、持久、稳定的交易关系,而最关键的改革环节是电力的输配分离。否则,任由电网垄断,只会形成更多的煤炭、发电“卡特尔”,给政府和消费者制造更多的难题,为经济发展制造更多的阻力。

(2009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