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 2015 1,497 次浏览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发展动力和经济结构出现新的趋势性变化之时，这对企业大规模“走出去”提出了更高要求。
今年以来我国外汇资金呈现一定的流出趋势，市场对于资本外逃的担忧情绪持续加剧。但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王小奕看来，当前的资本流出与恐慌性资本外逃存在本质区别，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下，国内企业对外投资意愿明显增强，“走出去”步伐加快。外汇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873亿美元，同比增长16%。
但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发展动力和经济结构出现新的趋势性变化之时，这对企业大规模“走出去”提出了更高要求。
基建投资为先
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8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20.3亿美元，同比增长66.2%，占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15.3%，主要流向新加坡、哈萨克斯坦、老挝、印尼、俄罗斯等国家。不难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点。
其中，作为互联互通的基础和优先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被视为突破口。“决策层一直就有这个考虑，以对外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作为突破口。道理很简单，中国的路修到哪里，中国制造和人民币就走到哪里。”在上周召开的2015创新与未来高峰论坛上，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院经济学家梅新育说道。
这也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实际需求。由于“一带一路”途经之地大多数处在经济转型阶段，虽然后发优势强劲，但资金和技术的缺乏导致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并成为其后续经济发展的短板和资源开发的瓶颈。而我国恰恰具备基础设施建设的实力，从发展方向和综合优势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无疑是潜力最大的领域之一。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57个国家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3059个，新签合同额591.1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4.3%，同比增长24.9%；主要涉及电力工程、房屋建筑、通讯工程、石油化工、交通运输建设等领域。
具体到“分工”，业界认为民企与央企的配合应以互补为主。中国能源网首席执行官韩晓平曾表示，央企负责一些需要较大投资且收益较慢的基建项目，而民企可以参与一些规模小、建设时间短、收益快的项目。
但由于目前国内企业在对外投资中仍普遍存在重规模、重速度，轻质量的倾向，对外投资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投资标的和领域的准确把握。“企业在走向‘一带一路’市场的时候，不一定要马上争夺战略性项目，因为那很可能会将企业置于矛盾的焦点。不如在先期进入的时候，选择争夺没有那么激烈的行业，先站住脚，再考虑战略性领域。”梅新育表示。
在他看来，非战略性领域同样具备发展空间。“例如阿斯塔纳，依靠着石油牛市，建设得比较豪华，但是在很多建筑之下防水做不好，这种防水工程虽然不是战略性领域，但是如果可以拿下来，收益率也不会低。”
防范风险并举
毋庸置疑，国内企业对于“一带一路”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只是，由于沿线多为欠发达地区，政策、经济的变化和波动较大，如何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也是企业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东道国的货币贬值可能给企业带来的风险，主要来自于货币错配和负债经营下的汇率风险。例如，在一年中，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贬值20%至30%是非常普遍的情况，国内企业走进‘一带一路’沿线的时候，大量资产以东道国货币来计价，但负债多以人民币计价，如果东道国货币出现大幅贬值，企业就会蒙受比较大的损失。”梅新育介绍说，汇率风险不仅会对企业资产负债表产生冲击，还会发生连锁反应，包括上游供货商和贷款银行等都会受到牵连。
“汇率一次反向波动就可能把企业全年利润抵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曾表示。对于如何减少汇率波动造成的损失，中国进出口银行相关人士认为，传统上，企业要避免汇兑损失，一方面是利用远期结售汇，在汇率波动频繁的情况下，为企业办理锁定汇率操作；另一方面，对企业走出去的信贷投放采用“人民币+外币”的中性贷款方式，通过两种货币的对冲，减少汇率波动造成的损失。
此外，除了汇率风险，国内企业面临的风险还包括信用风险：由于大量沿线国家以初级产品行业作为支柱产业，当宏观经济出现下行，风险便存在上升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魏加宁认为，作为资金提供者，我国可能面临资金无法收回的风险，如果资金接受方发生政局变动，那么如何收回资金就是需要提前进行研究的现实问题。为此，应当加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尤其是要注意发挥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
来源：新金融观察 作者：张晨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