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 2010 837 次浏览
国家能源局王骏同志最近就电力体制改革及电价机制改革万言长书，从“水火同价”问题引出了中国电力改革长期被搁置，问题淤积形成今天错综复杂的局面，以及中国为此承受的巨大资源、环境和社会代价，他探索了走出困境的途径和办法。作为一个长期负责电力行业主管部门工作，直接揭露和抨击目前体制存在的病垢，他的勇气和责任感着实令人敬佩。
十七年前，当我刚开始从事电力投资咨询工作起，面临最为复杂问题就是中国的电价结构，这是一个足以让你的头脑陷入疯狂的课题，你无论如何也无法向国际投资者说明白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什么“一厂一价”，“一机一价”，“集资办电电价”，“超发电价”，“三产电价”等等，在一个电网中各个电厂，各类电源，各种投资方式和各种不同的投资主体形成了五花八门的电价结构，在各省电力局或大区电管局中能够说明白的人几乎寥寥无几，最终能将帐算清楚的更是少之又少，基本上都是一笔糊涂账。在那个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双轨制时代，在权利和利益纠葛不清的体制下，这笔“糊涂账”在企业之间，供需之间，消费者之间制造了太多的不公平，也为利益当事人创造了太多的“灰色乐土”。而这种项目电价审批机制几乎让所有的人都感到不改不行，其中最为荒谬的就是所谓“电价反算”机制，你的造价越高，融资成本越高，管理成本越高，电价就可能越高，这让大多外国投资者想起来就会忍不住发笑，就是这样一个与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的项目电价审批体制直到今天仍在有滋有味地运行着。
1998年美国著名能源经济学家、普利策奖得主、剑桥能源研究所主任丹尼尔·耶金和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专家约瑟夫·斯坦尼斯罗撰写了一部著名的书《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2000年该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并受到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的热情推荐。这本书叙述了世界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为什么和如何从直接管理经济的职能中淡出，将管理经济运行的制高点交给市场。“制高点”一次最早是由列宁提出的，后来我们在列宁著作的中译本中将其译为“命脉”。
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是一个孤立事件。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和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美国和欧洲及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是通过“国家辛迪加”方式的垄断企业来实现东西方阵营之间的制度竞争。但是，到60年代末至70年初，双边都出现了严峻的“制度疲劳”，这种靠少数人的意志来推动国家运转的所谓 “有组织”增长，代价越来越大，社会的不公平越来越影响人们的积极性。当时，有一本轰动世界的书《增长的极限》曾深刻揭示了那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增长模式的巨大副作用；而计划经济体制由于无法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也陷入难以实现有效增长的尴尬境地。剑拔弩张的两个你死我活的阵营最终不谋而合地共同走向了市场经济之路，让市场机制登上了控制经济命脉的“制高点”。原因在于，市场可以最大限度地形成“自组织”机制，充分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并有效实现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确立了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改革方向。而这一方向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生机，使中国在短短30年中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正视，中国的发展付出了极其沉重的环境、资源和社会代价。30年来，我们的能源弹性系数不断攀升，从1978～1987年的中国能源十年平均弹性系数0.432，增加到21世纪前10年的平均弹性系数0.886，整整翻了一番。增长不得不越发依靠燃烧更多肮脏的煤炭，制造更多的环境污染，消耗更多的宝贵资源。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能源领域“改革开放”的停滞不前。改革的阻力从大家的认识层面演化成为今天的强势垄断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这种利益将许多人的利益纠缠到了一起，相互捉襟见肘动弹不得，阻碍国家的进步。
尽管王骏同志详细描述了电力价格体制层面的问题的诟病，但他提出，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体制自身。我们现在常常强调价格改革的重要性，将大量精力聚焦于所谓价格改革的“攻坚战”，却把市场主体的解放和市场机制的建立抛向九霄云外，这似乎有点本末倒置。王骏引述了国务院2003年批准的《电价改革方案》，基本思路是首先对电网企业实行单独定价，然后放开对发电价格和用电价格的政府管制，让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直接进行电力交易，通过讨价还价形成市场价格。也就是说让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及能够代理用户利益的地方供电企业进行有效、充分、多元化的交易，让市场配置资源，让供需双方在交易中确定价格及发供电的结构及供电可靠性比例，不要形成电网公司这样的强势越俎代庖。
其实大家只要想想当年的小岗村改革，如果在那一次改革中我们将重点若不是放在解放农民，允许他们在完成上缴公粮之后可将多余粮食自行处置，喂鸡也好，喂猪也好，拿到自由市场销售也好，由农民自己决定；而是放在所谓价格改革上，这样的“改革”能否成功？
这一次推动“阶梯电价”改革中，弄巧成拙教训深刻。本来“阶梯电价”机制是一种可以有效实现资源、环境公平的好办法，可以在国民中很好地树立节约意识和环境资源意识，但未曾想改革征求意见方案一出台就被全国老百姓骂翻了天。人民网的“人民调查”中的投票结果显示，86.8%的投票者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可能增加百姓负担”；只有10%的人认为实施阶梯电价“很好，可以让大家有节约意识”。在“人民论坛”中，批评者的指责一浪高过一浪，好事办成这个样子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接下来各地还要根据《价格法》开“价格听证会”，如此的群众基础和舆论支持率如何能使改革顺利过关？
这个“改革”应该总结的教训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该将改革与涨价混在一起。这些年几次将能源价格上调冠以“改革”之名，引起群众的诸多不满，似乎一提改革就是要“涨价”，因为每一次受益者都是央企中的少数几个“长子”。问题是涨了价非但没有改善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反而进一步增强了他们不计成本，盲目扩张的亢奋之情。五大发电也好，电网公司也好，负债越来越多，利润越来越少，几乎成为公共财政的无底洞；二是应该放手让地方政府参与。中国这么大，情况千差万别，靠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几个的聪明才智怎么可能为偌大的一个中国制定出适合各地情况的价格机制？你说110千瓦时的用电量覆盖70%的用户，数据是如何统计的，现在统计局联“房屋空置率”都统计不出来，你拿出的数据能有什么说服力？本来就应该“谁的孩子谁抱着”，放手让地方政府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中央政府做好裁判和指导工作，何必惹的老百姓将意见都对着自己。
现在为了上调电价将“阶梯电价”改革搬了出来，下一步又要涨价了你搬什么？国家电网计划在“十二五”投资1.5万亿，5000亿建设特高压电网，5000亿进行配网改造，5000亿发展统一坚强智能电网，如果按5.56%的利息十年还清，在国家电网公司供电区域的11亿人口每人每年要承担约178元，而下一个“十三五”还要投这么多。本该平均上网电价1.2元/千瓦时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五大发电公司能够投标0.78元/千瓦时；本该1元/千瓦时的海上风电项目，央企能够投资0.61元/千瓦时，只求规模，不讲效益，多少钱能够填平这些无底洞？
这些年了，表面上看似乎中央政府通过国家电网公司的垄断控制了地方，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利用国家电网的垄断绑架了中央。中国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一个用电市场，全成了中央财政的负担。电网建设地方竟然谁也不掏钱，上调电价谁也不同意，优化用电结构谁也不配合。农网改造要中央政府拿钱，城网改造也要中央政府出钱，结果他们竟然用竹竿当钢筋造电线杆骗中央。在他们看来，反正电网和主要发电公司都是你中央的企业，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这也导致了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设备利用率和资产经营效率逐年降低，投资收益率难有提高。
如果不是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对世界庄严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温室气体排放将在2005年的水平上降低40~45%的目标，目前这种既得利益格局或许还能再熬几年。但是，“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完成的如此艰难，已经深刻说明我们不可能指望靠政府部门的几个官员和几家央企能让中国实现减排承诺。2009年中国排放二氧化碳75亿吨，今年超过80亿吨没有什么悬念，而欧洲去年仅排放了40亿吨。必须调动各级政府由衷的积极性，真正将责任承担起来；必须发挥各种所有制企业和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力和参与意识，打一场“调结构，转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人民战争，才可能完成中国对人类的减排承诺。
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副会长王洛林不久前在厦门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看来，我们目前的这种发展模式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无论我们怎么修修补补也无法解决面临的种种难题，只有下决心彻底改革。近日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提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电力改革8年停滞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我们没有能下更大的决心，没有面对困难的勇气。胡锦涛总书记几次告诫全党“不改革没有出路”！同样的问题，在中国电力行业不改革，能有出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