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月18日, 2011 1,123 次浏览
2009年 “全国煤炭产运需衔接会”（下称衔接会）无果而终，五大电力公司 “拂袖而去”，国家发改委也出人意料的袖手旁观，使这场长期为业内关注，为各城市拼争的“衔接会”成了煤电市场的“闲歇会”。
充满计划经济尸臭的“衔接会”早就应该被取缔了，这种会议不过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中国式“卡特尔”的温床。卡特尔为法语cartel音译，意为协定或同盟。指生产或采购同类商品的企业为垄断市场，获取高额利润而达成有关划分市场、限定产量、统一价格等方面的协议所形成的垄断性利益集团，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1865年产生于德国，一战后在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
卡特尔、辛迪加、康采恩等市场经济中的垄断形式，隔阻供需交易，制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曾将美国推入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总统带领美国走出萧条的关键一步，就是1935年开始的对这些垄断利益集团进行的“讨伐”。
由于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反常规发展，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被搁置，才导致这种在国际上臭名昭著的价格垄断形式在中国借尸还魂。
从2008年初起，随着太平洋彼岸的“海啸”越演越烈，美国次债危机的影响已经通过进出口传递给了中国经济，东南沿海出口、工业增速和企业利润增速均出现滑坡；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和企业实现利润的增速双双出现滑落。然而，由于交易机制性扭曲，全社会盲目追求GDP和陷入重化工业投资亢奋，价格信号无法真实传递，客观信息无法实事求是地被各级政府和企业了解。导致电煤价格在中国式“卡特尔”的哄抬下，脱离了供需关系，出现一轮逆势飙升的行情。
进入2008年四季度，中国电力市场出现史无前例的快速下滑，10月份全国用电量同比下降3.7%，11月同比下降幅度达8.6%，12月份尽管国家加大投资以重建信心，同比下降趋势仍无逆转。全年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只有4500小时多一点，发电企业全行业亏损，许多电力项目还本付息都出现了困难，对金融安全形成了隐患。但是，此时此刻在市场煤价骤降50%仍有行无市的情况下，衔接会上的煤炭企业不切实际地又提出在2008年高价位基础上再增加10%以上的加价要求。
衔接会上的冶金、工业用煤的价格随行就市进行调整，合同签订也算顺利。但与“半壁江山”的电煤谈判却由于煤企的加价求而破裂。煤炭“卡特尔”已经多年来习惯到时加价，通过“市场煤、计划电”将提高的煤价传导给电价，用煤矿安全等理由逼政府通过所谓的“煤电联动”让市场下游的电企和终端的消费者一起买单——有多高的煤价，电价就会相应“顺出去”多高。“煤电联动”的机制，实质上成了煤炭和电力轮番涨价的机制，成为消费者不断为之“兜底买单”的机制。
谈判的破裂，再次凸显了进行电力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而并非仅仅是电价的改革。2002年中央和国务院批准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中，在“厂网分开”之后，本应该继续进行省为实体的输配分离，但是由于被改革的对象“不愿意”、“不配合”，改革就被无限期搁置了。
改革开放30年来，任何一次成功的改革关键是解放市场主体，而并非制定价格机制。小岗村是这样，国有企业改制是这样，开放房地产市场是这样，加入WTO仍然是这样。在电力改革中，关键是让市、县供电企业真正代表当地消费者与发电企业建立长期协议机制，使地方政府和地方人大有能力参与对这些企业的监管和价格的制定，供需双方通过长期协议将需求和产能联系起来。发电公司要保证与供电公司的长期协议能够有效执行，就必须与煤矿、燃料运输、输电和供水等企业签署长期协议。
在这种机制下，电价就会反应更多的市场内涵，发电设备利用效率，供电安全和备用电力保障，发电煤耗和供电煤耗的控制，输电及燃料运输成本通通会逐一落实在电价之中。能源需求侧管理，用户采用节能技术和节能产品，电力结构性优化，管理效率和防止浪费，甚至煤矿安全等因素也会得到反映或补偿。这样的机制，会遏制高能耗产业的盲目扩张，使节能减排贯穿于整个能源供需的全程并以交易方式充分体现价值，能够有效牵制盲目投资和过渡投资，可以通过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有效推动各种新技术的发展应用。
不久前，美国能源部官员访华时，曾表示美国加州的自由市场式的全现货实时交易模式已经完全失败。因为这种受到金融投机者影响而设计的交易模式违反了电力交易客观规律，为投机者提供了机遇，使交易相关方的长期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事实上，全球石油、美国和欧洲的天然气交易模式，已经为经济带来了极大的问题。而正是石油投机刺破了次债泡沫，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在电力交易模式上，美国各州可以自主选择，绝大多数回归长期协议交易机制，成为这次金融海啸中受影响较轻的行业之一。这一方式也是解释了，美国为什么至今没有煤炭期货交易市场的根本原因，因为煤炭的生产主要依靠供需双方的长期协议，保障了煤炭价格没有与石油大起大落，也为煤矿建设和发电厂建设降低投资成本，减少煤矿安全事故奠定了基础。
煤电之争，看似是两个中国式“卡特尔”的利益冲突，然而解决问题的钥匙却在另一个巨鳄的口中，解决电网垄断已经成为中国下一步在关键领域深化改革的硬仗，成为政府也没有改革意愿的风向标。近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金融危机使能源供需矛盾得到缓和,为能源行业“休养生息”,解决一些深层次矛盾提供了重要机遇期。在文章中，他还提出“抓住有利时机，深化能源体制机制改革”。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和总理朱镕基，就是一边增加政府投资恢复信心，一边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国有企业改革，同时坚持加入WTO的进程，以及开放房地产市场，调动全社会的投资参与热情，最终通过改革走出了危机。
今天，大家都在热议凯恩斯主义，讨论加大政府投入的“保增长，促发展”。 1933年3月罗斯福总统上任之后，采用了凯恩斯意见，通过加大政府投入拉动内需。虽然经济有所成效，但未能真正解决问题，难以调动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并没能构建新的“自组织”机制。1935年8月28日罗斯福力排众议签署了遏制电力、电话等公用事业公司垄断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the Public Utilities Holding Company Act—PUHCA），与垄断利益集团开战，限制公用事业公司跨州运营，相互持股，打破垄断，使美国各州政府能够有效监管属地电力、电话公司等，使供需交易合理而更加有效，使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这些领域的投资经营，推动了电信和新型电力技术的发展，最终调动了全社会的投资积极性，建立了社会新的“自组织”系统，直到1939年才最终走出了经济的大萧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