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月16日, 2011 964 次浏览
当我们深入分析研究过去一年中国能源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和挑战，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与市场的不健全有着因果关系。无论是“拉闸限电”，还是产能过剩；无论是“煤电之争”，还是矿难频发；无论是“油荒”“气荒”，还是“中国能源威胁论”；无论是接二连三的环境污染事故，还是能源资源的无度浪费••• •••，所有的问题归根到底都与我们在能源市场化改革中的迟疑与停滞密不可分。这一问题不仅影响了能源的每一个行业的每一个环节的每一个企业，也影响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的资源保障中国以合理的增长速度，按照合理的方式，遵守合理的规则利用能源资源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是不成问题的。实际上除环境问题以外，全世界还没有那种维持人类生产生活的资源存在“荒”的问题。所以说煤电油气都不荒，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不让市场自己去配置资源，而人为因素太大，不仅使中国的市场，也是全球的市场着实“发慌”。
中国能否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取决于我们能否应对和战胜来自能源资源与环境的挑战，而坚定不移地在能源领域推进市场化建设将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在新的一年中我们已经无法再回避这一问题。
电（电不荒，电慌）
中国为什么要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因为计划经济将供需隔阻，依靠政府的计划进行资源配置，由政府意志来决定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行为，政府确定价格，政府控制交易量，政府承担相关的责任和义务。但是这种机制使中国经济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市场化的改革。所谓“改革”，就是将被人为隔阻的买卖双方的联系纽带用市场连接起来，使供需信息直接对接，让交易双方共同承担相关的责任和义务，并分享相关的利益。
纵观中国27年的改革历程，没有一个成功的改革不是按照上述轨迹，但电力改革属于例外，从一开始将就以“行业特殊“和“供电安全”为由将维持隔阻供需双方交易作为改革的前提，政府将这种配置资源的权利交由一个利益当事人——电网公司承担，并允许其通过隔阻供需双方的交易来攫取经济利益，同时通过“厂网分开”免除它的相关责任和义务，甚至还有法律保护这种权益。电力改革的结果使电网公司既不需要为“拉闸限电”承担对用户的赔偿，又不需要为发电厂发电量不足无法还本付息承担责任。
不仅如此，电网公司成为电力市场中的“总买家”兼“总卖家”，它还将以“电力改革”的名义，大力推进“竞价上网”，在售电价格基本不变的条件下，尽可能压低电厂上网电价，作为电力真正需求一侧的企业和城市，没有权利与电力真正供应一侧的发电公司进行交易，因为这种交易是不符合“总买家”兼“总卖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也违反《电力法》的。供需信息完全被隔阻，比计划经济更糟糕的是有人可以合法地利用隔阻供需信息来获得利益，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接下来这只“蝴蝶的翅膀”就掀起了一系列的能源难题。
所谓“蝴蝶效应”是美国气象学家罗洛仑慈1963年提出的一种假说，假如南美亚马孙的一只蝴蝶偶而煽动几下翅膀，导致微弱的气流变化可能产生对环境系统的影响并产生连锁反映，可能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最终成为北美得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而电力改革诱发的问题对于中国远不只是一场“龙卷风”。
首先，由于需求测无法清楚的了解电力供应的实际状况而陷入盲目发展，直到不得不面对“拉闸限电”。2005年是中国经历的第三个电力短缺年，而且限电的省份一年多过一年，直至发展到24个省市发生了大面积的拉闸限电。国家发改委领导指出：缺电是因为经济发展过快。但是为什么那些工厂在建设之初没有得到项目将无法保障电力供应的预警，结果非要等它们的工厂建好之后再来“拉闸限电”？
接下来，用电一侧因为担心再遭遇到电力供应不足而影响发展，变不断夸大自己未来的需求，将用一些没影的需求都列入电力规划，这些被不必负责任的规划使发电公司也陷入了盲目建设的疯狂，仅仅是越演越列的“拉闸限电”信息佐证，就使所有的发电企业和银行相信“建电厂一定有钱赚”，结果形成了“羊群效应”。一位石油大亨去天堂，发现已经人满为患，他灵机一动大喊：“地狱发现石油了”，结果所有的人都涌入地狱。望着空荡荡的天堂，大亨也迟疑了，莫非地狱真有石油？随即他也奔赴地狱，这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2003年新增装机3484万千瓦，2004年5100万千瓦，2005年在6000～7300万千瓦之间，全国电力总装机容量已经超过5亿千瓦。根据各种信息显示，目前在建装机容量估计还有3亿千瓦，大部分将在2008年内投产发电，预计到2007年底装机容量过剩就可达到10%。问题是谁能说清楚这些发电厂建成之后有没有需求？利用率能到多少？将来能不能及时交还银行的贷款和利息？
更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商业银行为改善管理，控制不良资产，都在纷纷引进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并相继在境外上市，受到国外合作伙伴和境外证券管理机构监管。同时，我们也正在进行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将节约能源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在“九五”期间中国也曾遭遇过类似的产能过剩，中央可以让银行“缓一缓”“帮帮忙”；国电公司可以通过鼓励用电和支持发展“高耗能”项目进行行业“自救”。而“十一五”这些办法可能都将行不通了，怎么办？
高速公路和铁路都是自然垄断，为什么电网非要按照铁路方式，而不能按照高速公路方式经营？如果将城市或县一级的供电机构交给地方自己管，供电公司向用户负责，代理那些不能独立进行交易的电力用户与各发电公司及煤炭企业商定电价、电量、负荷和合同周期，以及价格调整原则和幅度等，使用电网输电按照电压等级输和送距离交付网输费。如果城市的电力公司能够代表用户一侧，而不是代表电网来管理城市电力需求，他们将在合理配置资源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如果用户也可以签署这一的协议，他们将会更加积极的参与“需求侧管理”和节约用电，以及平衡负荷的努力，电厂、电厂的设备利用效率、发电能耗和电网网损都可能因此而大幅度减少。
煤（煤不荒，煤慌）
2005年全国煤炭订货交易会上，煤炭电力争执价格，打来打去不可开交，最后国家不得不实行“煤电联动”，允许煤炭电力一起涨价，他们皆大欢喜，而消费者只能老老实实“解囊”。今年更名为“全国重点煤炭产运需衔接会”，国家先定了“电价不能再涨，煤价双方协商”的原则，结果煤电之间仍然是吵来吵去无果而终，五大发电公司竟然一单未签，理由是煤炭已经市场化，而电力还是计划经济。而且，下一步还将出现电力产能过剩和“竞价上网”的双重压力，煤价签高了，万一煤价下跌发电企业如何与其他对手“竞价”？煤量签大了，万一发电企业竞不上价发不了电，多余的煤如何消化？
而煤炭公司更是因为无法获取终端需求信息，在供需环节中完全被盲目的冲动所左右。因为煤炭的产能过剩也在迅速逼进，所有煤矿都希望抓住最后的机会“狠狠敲一把”，以至于价格已经高于进口煤炭了还在要求涨价。根本的原因是行为的短期化，而导致行为短期化的原因恰恰是又因为电力供需联系被隔阻，供需双方无法达成价格、数量、义务和罚则确定的长期协议。如果发电企业可以从电力用户获得这种长期协议，它就会自然而然地将权益和责任延伸传递到煤炭和运输企业，实现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
2005年国家为坚决遏制煤炭事故，将安监局提格为正部级。李毅中局长一上任就没日没夜奔波在一个个矿难现场指挥救援善后，几乎没有过过一个星期的安生日子，深为媒体同情。可以说国家能够想的办法都想了，能够用的招数也都用了，可是煤炭事故依旧层出不穷。为什么？根本的问题还是这些矿主行为短期化所致，为什么他们会行为短期化，因为他们心里没底，对前途发慌，只能捞一把，算一把。如果他们有一个可以执行20～30年的煤炭供应协议，而且保障每年根据通货膨胀指数加以调整，矿主们还会寅吃卯粮玩命超产吗？会因为在安全投入上省几个小钱，等到某一天因事故停产，自己的矿井被法院判给电力公司作为补偿？关闭煤矿不是办法，通过长期协议将利益长期化才是疏导问题的关键。
油（油不荒，油慌）
2005年广东等地区出现了油荒，主要的问题是台风和国内油价倒挂，造成供油企业进口石油产品“赔钱”。其实从中反映的问题是：1、垄断型企业只愿独享垄断收益，而不愿承担垄断市场的责任；2、将公共资源视为己有；3、期货驾驭能力弱。
一个或几个企业当它们足以垄断市场之后，就应该肩负起保障供应持续安全的责任，应该进行必要的储备。在中国东南沿海台风是经常发生的，如果因为一个常见的气候变化就中断或减少关系社会经济平稳运行和人民群众生活安宁的燃油供应，说明他们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中国的国有企业都是从政府机构脱变而来的，转轨之初无偿占有了大量公共资源，而这些资源本是老百姓通过国家管理的，有的甚至是老百姓增加缴费建设的，但是这些资源今天被这些企业视为了他们自己的财产。如同一个租地耕种长工，非但不交租金，反而要地主按照最高“市价”买回他种的粮食，而地主又没有权利收回土地。所以，尽管他们每年因为油价暴涨而利润暴增，依然言称因为国内油价偏低造成多少多少“损失”。2005年盈利了几百亿，而国家还要拿纳税人的钱“补偿”他们。
国际油价在“卡特里娜”飓风和对冲基金投机因素影响下，2005年8月30日国际曾一度达到70.9美元一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世界这一天的石油交易都是按照这一价格进行交割的，实际上真正在这一价位形成的交易量非常有限。在国际石油交易中真正按照纽约期货市场价格形成的交易量为是非常有限的，大多数的石油交易是通过长线期货交易、份额油和长期协议实现的，受到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并不大。大家知道边际需求影响边际价格，边际需求量越大、波动范围越大，对边际价格的影响就会越大。中国的巨大石油需求本应该更多的纳入全球长线供需体制，以回避油价的波动，也减少对世界油价的影响。但是，由于肩负中国市场采购的企业无力驾驭国际期货交易，几乎将中国的绝大部分需求都变成了直接影响国际油价波动现货交易，成为国际炒家投机的机会，给中国能源危险论制造了市场。
保障中国这样一个巨大市场的石油供应，应该是一台交响乐，而不应该是仅仅个别人的清唱。即便是一些由跨国石油公司高度垄断市场的国家，也是有很多专业化和区域化的中小型石油公司在经营。越是在市场垄断程度高的地方，越是需要中小型专业化企业的竞争和补充，这就是著名的“鲶鱼效应”。挪威人为了吃活沙丁鱼，就在装沙丁鱼的水槽中放一条吃鱼的鲶鱼来保持兴奋与活力。在市场化的今天，必须允许一些鲶鱼的存在，这些鲶鱼的竞争一方面可以保持大型垄断企业及员工的竞争能力，同时在服务覆盖上通过其他企业弥补自身的不周，还可以为自己培育市场和人才，消化剩余人力，并减弱社会反垄断的呼声。可是我们的大型国有石油企业对于中国的民营石油公司不仅不能包容，而且充满蔑视和敌意。不久前，某些大油企准备进军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结果所到之处到处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型日本石油公司在活动，并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已经建立了密切关系，在一些项目上直接制肘中国国有大型石油企业的“走出去”。这些日本小型石油企业得到大企业的赞助和支持，一旦拿下项目还可以卖给大企业，成为大企业的先遣部队。而我们一些大企业自己拿不到项目，却对一些在海外有所收获的民营企业百般刁难，对他们取得的份额油运回国内市场总是红灯多，绿灯少。
中国的石油安全最大的问题并非世界无油可供，也不是石油供应面临禁运危机，更不是石油通道将被切断，最大的问题是世界无法清晰的知道中国的需求，无法根据中国未来的采购计划安排投资生产，因为我们的一些石油企业总是在国际市场“打左灯，向右拐”，让人模不着头脑。中国要确保未来的石油供应安全，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要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其中，从事各种专业化和地域化的特色经营，以弥补大型国有石油公司的经营缺陷和人为疏忽；要为石油用户建立区域期货市场，让需求一侧根据自己的需求特性进行长线安排，锁定价格，直接回避风险，不能再让某些不负责任的企业再大包大揽；同样不应再任由一些“总买家”及“总卖家”保持在关口，拿着政府的资源，再以价格要挟政府；我们更应该将政府的资源拿到市场上竞拍，不能总是交给一些缺乏能力或不远承担责任的企业，长此以往非但政府资源被更多地无偿占用，相关企业也会越发失去竞争力而成为政府的新包袱。
气（气不荒，气慌）
天然气供应出现的短缺是中国能源的一个新问题，目前郑州、西安、乌鲁木齐等许多城市出现天然气供应问题。国家在沿海规划建设10个LNG接受站，加上地方的一些项目估计有多达16个站，而落实气源的只有广东一期和福建项目。不久前，中海油在澳大利亚高更气田未能达成协议，因为日本出价高达1.875元/立方米，而中国能够承受的价格仅为1.14元。
为什么中国的天然气承受能力如此低，原因在于中国的气价是按照天然气运到中国发电，能不能与燃煤火电竞价计算的，环境因素和天然气可以作为分布式能源燃料与电力等二次能源竞争的因素没有考虑，加上中国能源需求过于浪费。日本的同纬度建筑每建筑平米采暖仅需要10瓦，而中国却高达50瓦，所以在日本天然气1美元1个立方米，而日本家庭的能源费用却低于中国。而日本新增加的天然气需求主要用于分布式能源的热电冷联产，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更高，经济性更好。所谓热电冷联产是将天然气先发电，将余热制冷供暖，再将更低温度的废热供应生活热水，能源利用效率超过80％，可以稳定持续的利用天然气，降低城市天然气管网和电网的投资，提高供电安全。由于技术工艺的正确选择，使气价承受能力大幅度提高，使出价能力同时提高，最终要效保障的天然气供应安全。而形成这一良性循环的关键是市场的作用，尽管天然气价格高，但是当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特别是相当一部分能量转换为价值更高的电力，所产生的收益不仅足以弥补燃气成本，而且可以接受更多的能源支出之后，市场作出了积极响应。
尽管对于分布式热电冷联产，温家宝总理先后多次批示，曾培炎副总理亲临示范工程视察以示支持，国家发改委发布文件，甚至写入《节能法》给予鼓励发展。但电网企业因为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利益，照样不理不睬，几年来甚至一些示范工程的上网问题都难以解决。所以，至今天然气在中国只能用于少锅炉，虽说建立了一些天然气发电项目，由于电价低导致气价承受能力低，反而使这些项目落到无气可用尴尬局面。
最近“俄乌斗气”，主要的结症不仅仅是俄罗斯要利用能源武器来遏制“颜色革命”，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太低也是问题的关键层面，乌从俄购气价格仅0.4元人民币/立方米，远远低于销售给西欧的气价，而俄乌协议到期，俄罗斯当然要根据现在的市场价格重新谈判。这一事件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能源利用技术落后，价格承受能力过低，将没有能源安全可言。中国虽然有着一个巨大的天然气需求，因为没有一个完整的、综合的能源市场，用户受到垄断利益集团的种种制衡，使我们的需求无法转换成为市场潜力，无法通过支付能力形成“低谷效应”，使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使我们的能源安全无法得到保障。
2006年中国能源面临更加艰巨的一系列挑战，我们惟有坚持市场化改革，积极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才能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邓小平将中国的改革比喻为“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是为了过河，过河是改革的前提，而要过的是市场这条大河，因为只有涉越这条大河中国才有希望，中国的能源才可能支持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