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 2013 1,013 次浏览
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中国能源网 韩晓平
如果说中共七大“放手发动群众”是为建立新中国夺取最终胜利进行的战略总动员;七届二中全会“由乡村转向城市”是为中国真正意义上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进行的战略总动员;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是为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追赶第二次工业革命进行的战略总动员;2013年11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为中国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行的战略总动员。
关键抉择
十八大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马克思的一个精髓观点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马克思核心著作《资本论》中,坚持把生产力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者和推动力来进行研究的,对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见解,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的产生;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形成反作用力。当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需要的时候,它就会推动经济基础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当它不适合经济基础需要的时候,就会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目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协调的问题,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冲突加剧的矛盾,就是要改变在“改革开放”上的不作为与“停滞和倒退”的问题,就是要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和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当前,人类文明面临两大革命的冲击。一个是以美国页岩气革命为突破口的气体能源大转型,清洁、高效、资源丰富的各种常规和非常规天然气资源正在推动人类从高碳、高污染的固体煤炭和液体石油,转向低碳、低污染的气体能源时代;另一个是信息技术与新能源技术融为一体的火车头牵引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气体能源是通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桥梁,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新能源技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场革命将影响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将通过能源结构的革命性改变直接影响经济结构和生产力,最终通过经济基础的深刻变革影响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
人类文明即将进入一个新纪元,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将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却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攻坚期和深水区。作为领导者和执政者,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带领全体中国人民跟上时代潮流。
1840年,保守没落腐败的满清政府在鸦片战争溃败之后,由于无法痛定思痛洗心革面,无法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无法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无法解放思想。使中华民族错失了参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历史契机,从此陷入110年被动挨打的厄运,工业落后,经济凋零,社会动荡,内忧外患。在帝国主义强权面前丧失自信的中国,面对外敌入侵和内战不断没有一天的安宁。直到1949年,在思想解放、谦虚谨慎、联系群众、不畏牺牲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下,中国人民终于重新站了起来。然而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了新的历史关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了极大的历史考验。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中国能否跟上时代潮流?能否引领时代潮流?面对这一战略转折点,中共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战略部署。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认识到: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战略转折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能够成为历史性战略转折点的会议,曾有几次,这些会议都正确修正了党在新时期的战略目标,确定了新的政策方针,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夺取新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具有战略转折意义的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的遵义会议。在共产国际错误路线领导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牺牲了数十万人,丢失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被迫进行长征。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之际,为纠正党内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确定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到成熟。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开幕式上针对蒋介石1943年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提出的未来中国之道路,发表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讲话。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毛泽东历史性地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战略目标。他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
在毛泽东思想正确指引下,通过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了根据地,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在抗战中,中共一面坚持抗击日寇,一面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在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条件下,在艰苦奋斗中壮大了自己。到1945年春,已有121万党员,党内空前团结,思想作风纯正,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军队也从四万人发展到近百万,通过歼灭大量日伪军,缴获敌人武器武装了自己,并收复了大片失地。解放区遍布全国各地,拥有近一亿人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建设长足进展。特别是对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普及教育和科学文化,建立现代社会组织动员体系,为后来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建立新中国,以及中国工业化建设培养了大量干部人才。储备了大量人力资源,并奠定了关键的社会基础。
1949年3月5日,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机关食堂,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和建设新中国的问题,提出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迎接新的更加伟大的任务的到来。
这次会议的关键是确立了社会主义救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新中国的方针路线。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选择了能够充分调动全社会最大能效的制度安排,集中倾国之力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国毅然参加抗美援朝,毛泽东付出了包括自己儿子在内的14.2万英雄儿女的生命,换回了苏联156个大型工业项目援助。仅仅用了十年,中国就初步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建立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工业化的经济、教育科技和国防装备体系,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主权,建立了现代化的基础。
蒋介石曾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制定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工业化“宏伟规划”。他计划在战争结束后,用十年的努力,达到年产煤炭1.5亿吨,石油177.4万吨,钢产量556万吨,发电装机2000万千瓦。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中国在1959年建国十周年时,已经远远超越蒋先生的梦想。1949年中国煤炭产量3243万吨,到1959年达到3.7亿吨;1949年中国原油产量只有7万吨,1959年产量205万吨,消费量达到505万吨;1949年中国钢产量15.8万吨,1959年1387万吨;而发电量1949年43.08亿千瓦时,到1959年达到423亿千瓦时;而1949年中国发电装机容量173万千瓦,到1959年接近1000万千瓦,仅仅1959年一年新增火电机组发电容量就是324.86万千瓦。
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根据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的意见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对“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的失误提出了批评,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做出重大决策,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确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拉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序幕。
自1959年9月26日中国发现了大庆油田,中国的能源结构逐步发生了深刻变化。1978年中国石油产量突破1亿吨大关,国内石油消费突破9130万吨,石油出口1280万吨,石油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达到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高点23.14%。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但经毛主席批准一直向西方出口石油。70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后毛主席批准从西方国家引进43亿美元成套技术设备。包括多套化纤、化肥成套设备等,兴建了27个现代化的大型工业项目。
1975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说:“我首先想到的是石油”,“要想进口,我们必须要出口”换汇,就必须“尽可能多地出口石油,反过来我们才能得到许多好东西”。1978年华国锋批准再次签订了78亿美元对外引进一大批成套技术设备的协议。对外引进和电视机的普及使我们看到自己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改革创造了共识。能源结构变化促使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管制经济时代的上层建筑再也无法适应具有第二次工业革命性质的经济基础的变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激烈冲突,使中国的改革开发水到渠成。
今天,中国已经融入全球科学技术发展大潮,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协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协调,直接影响未来中国的发展,影响到中国能否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特别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
决定作用
页岩气和智慧能源两大革命的背后都是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实施“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最大限度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全社会积极因素共同参与创新、积极贡献智慧,全面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取得的成果。
十八届三中全会解决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习近平同志指出:经过20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
十年徘徊,改革停滞,为今天的中国平添了诸多的焦虑,国家的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将自己的利益固化,法律化,公权化,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特权,滥用垄断权利,凌驾于市场之上,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这不仅破坏了市场规则,也破坏了市场公平,影响市场配置资源,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难以正常有效运行,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扭曲了生产关系。
习近平同志描述的问题在中国的能源行业尤为突出,一方面以保证国家能源安全为由将资源集中在区区几个企业手中,全国人民的财产成为他们的封地;另一方面是投资不足效率低下导致国家能源危机重重,油气对外依存度超越警戒线。一方面是大量优质清洁的天然气集中在少数垄断企业手中待价而沽;另一方面是市场对天然气的迫切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进一步造成环境污染加剧和温室气体排放直线上升。一方面是全社会都清楚看到世界新能源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大家都希望参与和追赶这一新技术革命;另一方面是垄断企业为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自说自话,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来曲解新技术革命在中国的方向,使整个国家误入歧途,严重制约了中国追赶全球新技术革命的步伐,偏离的方向,甚至南辕北辙。
《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十年来,政府已宏观调控为名对于市场的过度干预,热衷于审批项目而不履行监管职责,将自己的利益与企业融合各护一方,该政府做的事交给企业牟利,该市场做的事政府越俎代庖,在改革上不作为、乱作为并固化自己的利益藩篱等等问题,直接影响了市场在资源配制中的作用,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腐败盛行,能耗居高不下,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人民群众日益不满,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维稳成本超过军费……。十八届三中全会首先在政府与市场的问题上开刀,切中要害。
这些年一味强调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一些企业已经强大到超越政府的程度,左右政府决策,影响政府立法,妨碍政府执法,甚至安排政府人事。掌控巨大国有资源的企业的一些领导人直接干预市场,干预宣传,干预组织,干预司法,为所欲为。而根子还在于政府的错位,一些官员已经成为了利益当事人,如何为人民群众秉公执法?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会被曲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会崩溃,美丽中国就会成为我们大家的黄粱一梦。中央在这次全会中,考虑各方面意见和现实发展要求,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认为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表述条件已经成熟,应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了“决定性作用”。就是要放手让市场配制资源,不是政府配制资源,更不是垄断企业配制资源。
习近平同志说: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